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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谈推行全面注册制:

“打新盛宴”将终结
散户选股更应擦亮眼

全面注册制掀开资本市场改革新篇章。(@视觉中国)
吴晓求

  高质量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访谈系列①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1月2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描绘奋进蓝图。当天下午,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高质量发展大会。如今,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

  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即日起,本报推出《高质量发展著名经济学家访谈》系列报道,邀请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脉献策,敬请关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新年伊始,资本市场服务高质量发展打响“第一枪”——2023年2月1日,证监会宣告推行全面注册制,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入重要里程碑阶段。

  注册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广大散户股民来说,以后在炒股时会有哪些新变化?近日,本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他表示,全面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今年最大的改革,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而散户投资者面对的选股要求更高,投资者应该提升投资能力。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除署名外)

  选择权交给市场 优质企业将获得更多支持

  广州日报:注册制实施以来在全社会引起热议,它有哪些新变化?

  吴晓求:全面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今年最大的改革,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注册制是国际成熟证券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本质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第一,实行注册制后,交易所和证监会的职责更加明确了;第二,真正实现股票的市场化定价。主板、科创板、创业板的发行定价规则基本拉齐,即全面实行以市场化询价方式定价为主体、以直接定价为补充的定价机制;第三,对企业在主板上市的相关条件进行了调整。在主板改革方面,新办法修订了主板的上市门槛,设置了“持续盈利”“预计市值+收入+现金流”等包容性更强也更加接近国际资本市场的上市规则;第四,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提出更高要求,违规将受到更严厉惩罚。

  广州日报:注册制是否意味着企业上市审核条件更宽松、更容易上市了?

  吴晓求:注册制绝不意味着放松审核要求,而是把关更严格。实行注册制后,在发行审核阶段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但一旦发现有信息造假,上市公司将遭受到比核准制条件下严厉得多的惩罚。注册制把自律权还给了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他们要对市场的信息披露负全部责任,会更加谨慎。“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有利于形成健康的资本市场环境,优质的新兴产业公司在A股上市的概率将有望明显增加,A股市场行业结构有望得到改善。

  实行注册制对广大投资者来说也是好事。对那些纯粹想借上市来圈钱、糊弄股民的企业来说,以后肯定是行不通了。实行注册制之后每年上市公司数量可能会稳步增长,但不会出现井喷式增长。

  广州日报:全面注册制推行以后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会不会上升?

  吴晓求:注册制本身不是为了解决企业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问题的。但客观上,今后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将会提升,优质企业将从资本市场获得更多支持,为企业发展“输血”。

  广州日报:注册制为何会放宽“企业连续3年盈利”这个条件?

  吴晓求:有盈利的企业不见得都是好企业,不盈利的企业不见得都是不好的企业。像很多高科技企业度过了“婴儿期”,需要资本市场给予更大推动力才有可能发展起来,而一些传统企业现在盈利不错,不见得将来还能盈利。所以不能把“是否盈利”作为上市的前置条件。

  一些高科技企业过去不能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就是因为被“连续三年盈利”的标准挡住了。因此盈利门槛的降低,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一批成长性高但暂时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将可以上市。

  企业公开披露信息蕴藏更多投资机会 投资者权益更有保障

  广州日报:去年以来很多中概股从国外回到国内上市,这对中国股民来说是不是利好?

  吴晓求:过去我们是核准制,要排队,企业很难上市,一些很好的高科技企业都在国外上市,而在完善注册制之后,会有越来越多高科技企业选择在国内上市,选择国外上市的企业会减少。中国资本市场效率是很高的,特别是在市场定价这方面。一些在国外上市的优质公司回到国内市场,对于提高国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都是一个利好消息,投资者也可以从中获得大量投资机会。

  广州日报:对广大投资来说会有哪些投资机遇?

  吴晓求:注册制不仅和企业有关,也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密切相关。应该说,个人投资者今后投资的风险和收益都更高了。注册制之后,每年可能有几百只新股上市,也会有上百只新股退市,这无疑会对股市存量资金形成分流,以后要想再迎来“大牛市”会更有难度。

  过去,不少公司都热衷于上市公司这个“壳”的价值,甚至有些公司实行“借壳上市”,现在这个“壳”的价值越来越低。由于信息更加透明,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上市运行,其股票的合理价格区间就会显露出来,上市公司价值虚高的问题或许能得以缓解。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对上市公司的后置监管更加严格,投资者权益将更加有保障。此外,注册制最核心的环节是信息披露。今后,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会更多,散户投资者可以通过信息披露全面掌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财务结构和成本收益情况,从中获得投资机会。

  取消市盈率限制

  “打新盛宴”将结束 选股莫盲目跟风

  广州日报:注册制在新股定价上突破23倍市盈率限制,对投资者会有哪些影响?

  吴晓求:这的确是“老师傅遇到了新问题”。过去大家通常认为,当股票高于20倍市盈率属于“被高估”,未来股价下跌概率大;而低于20倍市盈率属于“被低估”,未来股价上涨概率大。但现在彻底取消了市盈率限制,以后单凭市盈率去判断股票价值将是非常片面的。恐怕一些几十年的老股民也不能用老办法来选股了。

  具体到投资者选股,过去新股发行前几天基本上都是疯涨,甚至连续20天涨停,很多股民打新股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打新”就像是一场“盛宴”,不少股民都是“闭着眼睛买”;而随着“23倍市盈率红线”废除,主板IPO企业发行估值有可能提升,一些新股价格一上来可能就很高。这么高的价格,投资者怎么选?对于散户来说,全面考验定价、判断能力的时代已经来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发行定价市场化,标志着“打新”不再是无风险套利的投资。A股连续“一字板”时代即将结束,主板或将出现上市首日破发,“打新盛宴”也将就此结束。对投资者来说,应充分意识到“打新”的风险,提高对新股的研究能力,如果盲目跟风,恐怕会带来沉重损失;同时,对于那些经常操作ST、*ST股票的股民来说,风险也更高了。而如果选中一些成长性高的高科技企业的股票,对股民来说也将是巨大的机会。

  广州日报:取消市盈率限制后,企业应当如何应对?

  吴晓求:实行注册制后企业估值不再受23倍市盈率限制,不再压价发行,受市场认可的优质企业可实现超募。有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2022年创业板发行市盈率分别为30倍、48倍。

  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告别“一夜暴富”的心理,将更多精力用在提升企业价值上面,否则,公司股价将持续破发,企业将持续承压。在“优质优价”原则下,投资者乐观预期将会被较为充分地反映在定价中,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有可能比过去有所上升,A股主板今年的募集资金额有望较往年稳步增加。当然,当估值可以突破时,估值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有公司可以实现超募,必然有企业发行失败,或者长期破发。那些资质平庸甚至基本面较差的企业会被边缘化。

  新股也可“跌成渣” 更多散户找机构投资者选股将是大势所趋

  广州日报:实行注册制后,散户投资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吴晓求: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将是一个更加专业化的市场,投资者面对的是更多不同底子的上市公司,首先应擦亮“火眼金睛”,主动学习投资知识,提高选股、择时等投资决策能力,再靠猜测和瞎蒙去买股肯定行不通了;同时,要学会分析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包括财报、年报、半年报、过往业绩、财务结构、公司治理情况等,做出对公司的价值判断。

  今后,机构投资者在询价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会显著增强,也会有更多散户通过机构投资者去选股票。因为以后每年几百只新股上市,普通散户专业知识有限。从这两年的趋势来看,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投资上升也是大潮流。因此,更多散户通过资产管理机构来买股票将是大势所趋,毕竟机构投资者肯定更专业。

  广州日报:没了23倍市盈率限制,今后新股破发、“跌成渣”的情况是否会经常出现?

  吴晓求:那是必然的。随着注册制的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也将推开。未来一年有几十或上百家上市公司退市也将是正常现象。过去我们实行核准制,主板很少见新股破发,但从2019年开始实行注册制之后,新股破发情况明显增多。创业板在试行注册制之后新股破发率大幅提高,2022年达到20%左右,北交所以及新三板2022年破发率维持在50%左右。以后新股破发将是常态。没有投资经验的“小白”如果选错股票,很有可能会损失惨重。

  广州日报:有了注册制的利好后,中国股市今年走势如何?

  吴晓求:市场走势现在还不好预测,但市场预期和股民信心肯定大增。过去我们的资产配置中大量投放在房产上,而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上的资产配置占比要高得多;随着中国股市的健全和活跃,越来越多家庭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收益,资本市场与广大市民家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将是大势所趋。

  人物介绍:

  吴晓求,著名经济学家,金融证券研究专家,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证监会第九届发审委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他是中国证券理论研究、证券教学和教材体系的重要开拓者,是中国最早培养证券研究博士生的导师。在宏观经济、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等领域有深入、独到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界在资本市场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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