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5岁的郑文杰退休前曾是暨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技术学院教授，但对于这位教学科研工作者来说，他此生面临过的最大、最难的课题或许并非生命科学，而是自己女儿郑善元的疾病。

　　从2014年郑善元因为出现大咯血导致深度昏迷开始，郑文杰陪伴女儿走过了8年的康复之路：一开始女儿被医生宣判“最好的结果就是植物人”，到后来她一点点克服脑损伤、半身瘫痪、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困难，在父亲的不懈坚持下，郑善元不仅重新学会了站立，更在2018年初顺利完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答辩。

　　作为一名生命学博导，郑文杰从一开始便对医生说：“我相信你们说的都是科学，但我还相信生命里会有奇迹。”而如果这份“奇迹”非要有一个名字，那或许就是“爱”本身。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

　　“每次冬天一到，我就需要冬眠。”在采访刚开始，善元就对记者解释，由于呼吸系统脆弱，她就像一只小动物一样需要去不断感知和应对气候的变化：春天潮湿容易呼吸不畅；夏天炎热容易胸闷不适；秋天干燥经常流鼻血；冬天太冷肢体几乎无法活动……直到近日天气转暖，状态稍有好转的郑善元才终于接受了采访：“我想分享我的故事和康复经验，希望可以鼓励和帮助更多人。”

　　女儿陷入昏迷

　　他开始关注“生命中的三天”

　　一切要从2013年的12月24日说起。当天晚上，正在家中的郑善元突然出现了大咯血症状，随后被家人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所幸经过抢救后没有生命危险。

　　那时的郑善元正在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硕博连读，由于学业压力，住院期间她一直在病房研读学习资料，然而就在她刚计划从桌前走到床边时，意外又发生了：“我突然觉得头晕，直接倒地昏迷，并产生了脑震荡和脑水肿。但后续经过手术，也很快出院。”

　　到2014年4月，为了更好地恢复心肺功能，郑善元在广州做了二次手术，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出院后一周，在家正休息的她再次出现大咯血，被家人紧急送往了抢救室。

　　“当时我们以为有了第一次大咯血的经历，一切会变得顺畅很多；但由于之前的脑损伤造成的后遗症，导致我立马陷入了深度昏迷。”郑善元回忆道。

　　女儿昏迷了将近一个月，具体哪天醒来的，郑文杰已经记不清了。那段时间里，“生命中的三天”成为了他唯一的时间度量衡——昨天、今天和明天。

　　这个度量衡贯穿了郑善元的整个昏迷过程，回忆起那段“至暗时刻”，郑文杰这样解释：“我不去想善元的过去和未来，也不会去流泪。我只关注她的三天：今天的情况要稳定或比昨天好转，那就可以期待明天。如果要哭，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

　　不懈唤醒女儿

　　他期待奇迹发生

　　没有人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郑文杰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

　　2014年对于郑文杰来说是人生最为灰暗的一年。很多人只看到了郑善元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殊不知这位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的父亲从年初便开始接连不断地经历失去：那一年3月，在郑善元住院的前一个月，郑文杰90岁的岳母因病去世；9月，他身在老家的92岁父亲又因为意外摔倒不幸离世……在所有人面前，郑文杰却始终努力保持着从容，他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照常主持着会议、为学生们进行学位授予仪式，鲜少有人能发现他的异样。

　　而在医生眼中，这位个性儒雅的老师似乎也总有着不同于其他病人家属的从容。郑善元的主治医生至今都记得，当初他在对郑文杰宣判善元病情时的场景，他尽可能地隐晦表达治疗的必要性问题，并告诉郑文杰“善元最好的结果就是变成植物人”，但郑文杰听罢后沉默了一会儿，非常认真地告诉医生：“善元的康复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你们的诊断结果都是科学的，但涉及生命的问题永远都有奇迹。”

　　郑文杰一直在期待奇迹，尽管他知道在生命科学的领域里，奇迹其实是弥足珍贵的。他如同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通过各种尝试去证明意识对存在的能动反作用。比如在女儿昏迷期间，50多岁的他和老伴一同坚守在身旁，他们会一再向医生或来探望的人强调：“不要当着善元的面描述不好的病情，她听得到。”夫妻俩还会和每一位照护女儿的护士聊天，尽量地为女儿在医院中营造出如家一般的亲切氛围。

　　郑文杰相信，出现脑损伤的女儿还具备思维能力，因此尝试各种方式与女儿进行沟通：女儿原本是一名业余的九级琵琶选手，于是他便不断循环播放女儿生病前熟背的琵琶曲，因为他发现每次播放时，女儿的身体都会出现颤抖，尽管医护人员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神经反应；女儿喜欢文学，夫妻俩便在女儿面前背诵文章，当他发现女儿会因背诵的内容出现错误而出现面部表情时，他再次将这份惊喜报告给医生，却被医生认为他是爱女心切，以至于出现了自我安慰式的误判乃至错觉。

　　直到奇迹真的发生，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郑善元终于苏醒了。

　　帮女儿复健

　　他再苦再累“没资格倒下”

　　醒来之后的郑善元，仿佛是一个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婴儿，她的感官和意识都需要慢慢重建。郑善元在父母的引导下，一点点地重新学习各项技能：从一开始看东西模糊不清、且无法作出自主判断，到后续逐渐恢复视力和语言功能，再到能开始简单地阅读、说话；学习用尚且灵活的左手作为主手去练习翻书、吃饭；学习坐轮椅，从起初只能呈50度角的坐立姿势到慢慢实现90度的坐立；在站床上学习辅助站立……

　　“整个过程都很艰难。”郑善元回忆。对于她来说，每一次康复训练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思维尚未完全恢复，郑善元还一度对“康复”这件事产生过不小的疑惑：“不止是肢体，我的神志和情志恢复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作为照护者，郑文杰每日为女儿频繁地翻身、转移、腾挪也是不小的体力活，由于郑善元的足部回流差，每一次站立训练结束后，郑文杰和康复师就需要为她不停地搓腿，帮助血液循环。

　　在女儿眼中，郑文杰一直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父亲，然而等到她真正看清父亲时，却意外地发现父亲整个人比以前清瘦了许多。

　　鲜少有人知道，郑文杰实际上是一位有着十年高血压兼心脏肥大的患者，日复一日陪女儿康复训练，也对郑文杰的身体产生了巨大的损耗。曾有一位护士长提醒过他，他却无暇顾及，只是说：“我现在没资格生病，也没资格倒下。”

　　重新回归校园

　　她如愿获得硕士学位

　　从走下病床、走出病房再到走出医院、重新回到校园，这一家子走了将近3年。

　　郑文杰至今都还记得2016年的夏天，他带着女儿回到暨大的场景。当时正值凤凰花开的毕业季，学生们在校园内拍毕业照。然而看到此景，郑善元内心却格外复杂，她对郑文杰说：“老爸，看到这个情形，我没觉得很高兴，反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郑文杰有些自责，他明白女儿口中那种“说不清”的情绪——如果没有生病，郑善元的人生轨迹应该是这样的：2016年，26岁的她恰好完成硕博连读，顺利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或许她还会再读一个博士后，随后会选择一所自己喜爱的大学，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郑善元自己还曾想象过更为细节的场景：作为一名琵琶九级选手，在毕业典礼上，或许她会弹奏一曲琵琶；在某个时节，她会盘起长发，牵着恋人漫步在校园；她也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但一场大病改变了一切。2014年郑善元刚好结束研二，按照香港中文大学对于硕博连读的规制，如果无法完成五年的连读，则无法获取硕士和博士学位，郑善元对此一直无法释怀，“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规划未来的日子。”

　　郑文杰坦言，对于未来，他并不如女儿那般迷茫和焦虑，他从没想过女儿的一生应该如何走，只希望她可以健康幸福地生活。“尽管我一直知道善元的心愿就是完成科研当老师，但自从她病了以后，我希望她能懂得，人生要学会放弃和改变。”

　　幸运的是，在郑善元向导师和学校提出申请说明后，2016年8月，学校的一封邮件让一家人兴奋不已：一是同意善元放弃博士学位，二是同意了她的硕士申请。“这样一所优秀的高校能够突破它原本刚性和严厉的规制，允许我们申请硕士学位，这本身就是很难得的幸运。”郑文杰说。

　　此前的学习积累，加上将近一年的筹备，2017年11月，郑善元如期提交了她的硕士论文，于2018年初完成论文答辩，并在2018年11月重新回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戴上了属于她的四角学位帽。

　　“曲线式”康复

　　她决心自己应对“人生大考”

　　完成硕士学位对于郑善元来说，是一次莫大的鼓舞。在后续重新投入到康复治疗中时，她也开始坚信父亲口中的“幸运”法则。尽管对于她来说，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在她的朋友圈里，偶尔会记录自己的康复日常：“右脚踏出的每一步都如针刺般疼痛，有时甚至是剧痛，经常走着走着就疼得直冒冷汗。”

　　而她也会记录自己的点滴进步：“（今年）明显可见的大进步中有着细微的、点滴的、不易察觉的小进步，比如脚掌内翻的可逆、脚趾的伸直以及手指张力的降低，但康复锻炼与挑战还在继续……”

　　康复是一个曲线式上升的过程。今年8月郑善元在急诊科治疗三天后，郑文杰带着药物和女儿离开了病房，回到家重新进行中西医结合的调理康复，等到11月份他们重新去医院复查时，医生惊奇地发现善元的心肺指标再一次恢复了正常。

　　而经历了与疾病的8年对抗，郑文杰俨然已成了大半个专家。他几乎拿出了一个学者治学的严谨态度，去层层盘剥女儿的病情与症状，在叙述近几年来女儿康复路上的情况和经验时，他口中不断蹦出各种专业词汇，而每一个词汇背后实际上却是一次次“心惊肉跳”——

　　2018年11月，在上海进行康复，身体好转；

　　2019年底，肝脓肿紧急住院；

　　2020年底，学会了用助行器行走，进步显著；

　　2021年5月，因锻炼过度、免疫力低下造成肺炎，再次住院；

　　2021年8月，恢复右手、右脚部分功能；

　　2022年8月，再次因肺部功能跟不上锻炼量造成水肿、贫血、肺部动静脉高压、心脏肥大、肝淤血，送往急诊科治疗。

　　2022年11月，复查，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重新康复。

　　这样的波折，是他们父女这8年间的一个缩影——失望、希望、再次失望、再次燃起希望……但最绝望的时刻已经过去。

　　在接受采访时，郑文杰回顾起今年的那场“劫难”，不免感慨。“8月份如果按照当时医院的建议住院，现在善元或许还躺在病房内浑身插满管子。做出不进ICU病房的决定很难，因为我们必须要相信医学；但感性上，作为家属，我又想保留自己的主张。幸运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对的。”郑文杰告诉记者。

　　反复的病情，也让郑善元学会了与自己的身体和解，她不再害怕未知，并更多地关注公益事业，尝试将自己的体验用于帮助康复师去改善和推广更多康复经验。她告诉记者：“人不能仅仅着眼于自己，如果心中有一个‘大我’，至少会觉得自己没有白病了一场。”

　　郑善元曾在今年的父亲节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次人生大考的考卷，爸爸似乎已基本完成，接下来也许该轮到我自己作答了。”她告诉记者，她想着在父母老去之前尽快成长起来，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新篇章。

　　作为父亲，郑文杰8年前曾暗下决心，希望8年后可以看到女儿重新站起来。如今这个心愿已经实现，他又许下第二个心愿：希望未来有一天看到女儿可以重新弹起心爱的琵琶——尽管在医生看来这个可能性极低，但他依然相信会有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