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经纬度

　　炮台风云 ①

　　开篇语

　　“广州有炮台这谁都知道，但今天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广州是清代中国沿海城市中城防、江防、海防系统最完整，炮台最多的城市”。

　　这是广东著名的古炮台研究专家、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沙区虎门炮台管理所所长黄利平在《清代民国广州城防、江防与海防炮台研究》自序中，写下的第一句话。

　　这位率先理清了广州清代炮台分期与分布的学者充满激情地写道：“广州炮台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建设次数之多、在城市位置之显著，在中国沿海城市中可谓绝无仅有。”“广州炮台彰显了广州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也见证了广州向近现代文明的转身。”

　　地处三江之汇的广州，长期是联通海外的大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地，亦是曾得“一口通商”政策之利的商贸荟萃之所。它的地理形态又与许多知名港城有所不同：是通过一段狭长的约90公里的珠江航道在虎门进出大海。在这段珠江主航道周围，是数不清的水道网络。这种地形地貌增强了广州城的安全性，也令城防、江防、海防一体的城市防御建设格局成为必备。经过从清初到上世纪初的发展，广州的炮台起起落落、几经兴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绽放出动人的光彩，留下无数值得一再回味的故事。

　　本版撰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除署名外）

　　“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自明朝开始，中国的海防不仅防海盗，而且重点防御外敌入侵广东”，《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指出，“近代海防自产生之日起，就相应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国防重责。如今，丰富的广州炮台遗存成为广州重要的城防史迹，这也是广州城防特色所在。”

　　而就在广州老城的中心区，我们还能找到古旧的炮台古迹。它们无声地讲述着血与火的故事，讲述着一座城市、一个民族永不放弃的抗争。

　　话你知

　　镇海楼前那么多大炮，这里也是炮台吗？

　　广州博物馆所在的越秀山镇海楼，旧时是广州城北的制高点，但它并非炮台。

　　但镇海楼前的约40余尊大炮，又的确是博物馆中最引人注目的馆藏之一。它们在楼前阵列排开，炮口高举，仿佛仍保持着战斗姿态。广州博物馆研究馆员陈鸿钧告诉记者，这些炮当中，有明炮，有清炮，是从广州各地古炮台、遗址集中而来，所出非止一端，时间也不一样。它们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集中在此，由于普遍年深日久，大多已经锈迹斑斑。

　　四方炮台 曾是广州军民围困英军处

　　冬日里的越秀山，依旧草木葱翠，南国的暖阳洒落下来，在林间投射下斑驳的光。沿山间小道穿行，不久便能找到一座名为“蟠龙岗”的山岗。岗麓山体上嵌着一块石匾额，上用端正大气的正楷刻着“永宁台”三个繁体大字。从石匾额旁循扶手台阶而上，看到一片约百来平方米的旷地。小草从铺地砖的缝隙里生长出来，地面上几块铭牌性质的地砖表明，这里曾经安放过炮位。旷地的一个醒目位置有块石碑，记述了此地的来龙去脉。

　　这就是著名的四方炮台遗址。由于属于越秀公园里相对僻远的位置，所以远不似镇海楼前那般人声鼎沸。许多人从“永宁台”匾额前的盘山路上走过，却少有顺道登台一观的。

　　遗址周围早已是高树成林，绿叶成阴。显然，在当年它作为军事要点时，周边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至少应该为军人们留出清晰的视野，辟出弹药上下的通道。今天这里的静谧，似乎离人们心中“炮台”的肃杀之气，有点相去甚远。不过当我们在这里盘桓，虽不能嗅到曾有的炮火硝烟，鸦片战争的伤痛却总不免袭上心头，那应该是源自历史的遗憾吧。

　　四方炮台建于清顺治十年（1653），“永宁台”是其原名，大约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改称永康炮台，因炮台长宽似四方形，故俗称“四方炮台”。

　　作为广州城防的重要据点，顾炳章《外海内河诸炮台图说》载四方炮台:“外台周围四十九丈九尺，高一丈七尺：台中子台周围十六丈八尺，高二丈一尺。垛墙青砖，敌台石砌，南面各开大门一道。外台配炮十三位，内：五千斤一位、三千斤三位、二千五百斤二位、二千斤三位、一千斤一位、七百斤一位、五百斤二位。子台配炮九位，内：二千五百斤一位、一千斤六位、八百斤一位、七百斤一位。以上子台、外台共配炮二十二位。官厅二间，兵房十六间，药局一间。系广州协左营管辖，派记委兵丁李全亮等二十名在台防守。”

　　“李全亮”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能够负责这样重要一座炮台的日常防守，想来他的个人能力应该相当出众。和广州的这些炮台相伴，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士兵、军官、工匠和其他的人来来往往，我们却无法获知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姓名；围绕着这些炮台也一定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但都细碎、日常、平淡，注定不能在史书中被记下一笔。

　　四方炮台是广州城北诸炮台中的核心主力炮台。鸦片战争广州保卫战中，这个炮台的清军官兵面对强悍的英军毫不畏惧、奋勇反抗。英人John Onchterlony记载，两军互斗至肉搏。我军阵亡约500名，伤千余名。

　　今天的四方炮台上已经看不到一门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编著的《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41年5月，英军占领广州城北各炮台，并以四方炮台为司令部，四处骚扰滋事，激起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同年5月31日，三元里一带103个乡及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地群众一万余人联合抗英，包围四方炮台。《太和市联升社学序》记：“辛丑年（指1841年）洋匪人寇，省城签传乡勇救护，而联升社义旗先竖于四方炮台，其踊跃勤王，官长咸赞。”次日英军被迫撤出广州。英军撤出时将炮台及各炮破坏。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四方炮台又遭破坏，今仅存地基。1959年在四方炮台遗址发现铁炮一门，为德国克虏伯厂铸造，有“N028”“38.3.14”铸款文字，现置于广州近代史博物馆门口左侧。1999年7月，四方炮台遗址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城北高地 广州城防炮台的主阵地

　　四方炮台所在的越秀山一带，是旧时广州城的制高点。广州城地势北高南低，背山面江，故而城北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军攻打广州城时，策动范承恩为内应，“决城北炮台下之水，清兵借薪径渡，遂得炮台。十一月二日陷广州城。”抢占城北高地占据地利对清军作战得手起到了重要支撑。直到清代中期时，人们回忆清军攻占广州时仍认为：“四方炮台者，在城北后山之顶，俯视全城——国初王师攻围广州，半载不能破，及夺后山，置炮俯击始陷之。”

　　那么在此之前，四方炮台一带是否建过炮台呢？黄利平认为“从清军攻城动作看，应该没有。”而没有在城北布置重兵防守高地，也成为南明军队守城惨痛的教训。也正因此，清军攻占广州后，就开始在城北高地大力建设城防炮台，在当时作为广州主山的粤（越）秀山“扼要处添建炮台数座，守以兵弁，亦未雨绸缪之计”。其中顺治十年(1653)建拱极炮台、永宁炮台（后改名为永康）、耆定炮台，雍正十年(1732)建神安炮台（亦称观音山炮台），雍正十一年(1733)建保厘炮台，次年建保极炮台。据黄利平的考证，从位置上看，城内是神安台，城外东北是保厘台，由此向西是永宁、耆定、拱极和保极台。

　　可惜这些炮台大多已经消失，我们甚至连清晰的照片或者精确的图纸都几乎见不到，只有拱极炮台、四方炮台等仅存的一点残迹而已。

　　拱极炮台位于镇海楼以西的象岗山上。据清乾隆《南海县志》卷十记载：“拱极炮台，大小炮十二位，在北门外，顺治十年建，有将军标官一员、兵二十名防守。”光绪《广州府志)载：“海珠及东水、西宁、永清、拱极等炮台咸丰八年(1858)为洋人毁拆，至今未修复。”据记载，对于被英军摧毁的拱极台之后的修复虽然屡次被提及，但一直未能真正实施。研究者指出，光绪朝后期大规模引进西式大炮之后，广州城北拱极炮台等渐渐失去军事地位和价值，最终被弃置荒废。

　　1982年，广州市第二次文物普查初期，普查人员在广州象岗山拱极炮台遗址发现三门铁炮，分别排列在炮台基座上，一大二小，炮身残缺，其他部分完好。其中炮身最大直径58厘米，炮口内径16厘米。炮身刻有“道光二十年佛山造重三千斤”字样。

　　拱卫省城 清中期左右达至建设巅峰

　　清代广州陆续修筑炮台，特别是嘉庆时期、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光绪时期都有大规模修筑。

　　嘉庆时期，在城外飞鹅岗增建东得胜、西得胜两个炮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原有城防格局重新调整，为加强防御，在修复所有城北旧炮台的同时，又在北城内越井岗增建粤秀东、粤秀西炮台。加上原东得胜、西得胜炮台，城东北乌龙岗保厘炮台和象岗山保极、拱极两炮台，凤凰山音定、水康两炮台，北城墙内的神安炮台，城北计有十余座炮台。

　　总体来说，早期广州城防以近城防御为主，故而广州城防炮台在清中期以前的广州防御中具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时期形成历史上最大的规模。之后随着城市防区的扩大，及江海通道上军事要点作用的提升，以及新装备的使用，城防炮台作用逐渐下降，到清末时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成为历史的回响了。

　　那么这些已经很难再让人们一睹真容的古老炮台，当年全盛时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实际上，它们也经历了很长的演变过程。

　　《广州城防史迹调查与研究》指出，清初炮台多为城堡式，即炮台由一个封闭式的高墙围合而成，开一门供出入，大炮架在墙头或与墙头等高的墩台上。这种形制大约在嘉庆时转为炮洞式，即在炮台攻击方向下部开设炮洞，大炮安在与地面齐平的炮洞里。这些炮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被毁，旋即修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遭破坏。之后除北城内的神安炮台被废弃外，其余炮台同治三年（1864)修复。此后由于广州改建西式炮合，城北这些旧的中式炮台逐渐被废弃。

　　从炮台形制来说，光绪六年(1880)之前修筑的炮台为中式炮台，其后修筑的炮台为西式炮台；从防御重心而言，乾隆以前以城防为主，嘉庆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逐渐转变为以海防为主，鸦片战争后海防与江防并举，特别是光绪时期江防“长洲要塞”地位大大提高。

　　炮台是军事设施，目的用于安置火炮，并为火炮发射提供良好的战斗小环境，所以其形制自然受到台内所安置的大炮规格、性能的制约。根据黄利平的研究，清同治以前，广州炮台以条石、三合土为主要材料建造，安放国产前膛炮（需要从前面炮口处装填火药和炮弹，多数用铁，少数用铜制成）。清初时大炮多在500-1000公斤，炮身较小，每个炮台中安放炮数量也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炮本身的重量逐渐加重，炮身变大，每个炮台中配炮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后这种情况发展到顶峰，每个炮台中安炮数量也从原来的几门变成百余门。”而由于所处位置、承担任务的不同，城防、江防和海防炮台在规模、形态、防护上差别往往很大，不能以一代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