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认识蔡崇达，是因为一本叫《皮囊》的散文集。2014年出版的《皮囊》至今销量超400万册。继《皮囊》后，酝酿8年 ，他携新书《命运》回到公众视野，获得李敬泽、阿来、白岩松、刘德华等人的力荐。

　　连日来，蔡崇达回归他写作事业起步的地方——广州,连续举办《命运》大湾区新书发布会、作品分享会等，活动期间，蔡崇达接受本报独家专访，与读者一起聆听这首中国版的“命运交响曲”。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波

　　关于新书 

　　以“阿太”的五段回忆切入人生本质命题

　　《皮囊》里的那句“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正是出自《命运》的主人公，阿太之口。《命运》以九十九岁阿太一生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命运》穷尽一个女人为改写命运所能做的全部努力，她对命运不服过，不信过，与之搏斗；她的人生得到过、失去过，始终“我命由我”。全书以阿太的五段回忆，切入时间长河中人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个本质命题。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盛赞《命运》是“关于中国人生命根性的一本书”。在《命运》的序言中，李敬泽如此写道：“树意识不到它的根，树枝和树叶欢快地迎向天空，但树的生长、伸展其实来自它的根。泥土中的力量引领我们向上。所以，《命运》终是关于‘根’的，耐心的、千回百转的讲述，是一次远行——向着我们的根、向着我们精神的故乡和远方。”

　　蔡崇达是怎么看自己的新书的呢？他把小说创作比作构筑大楼，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是，构筑《命运》这座大楼的钢筋水泥不是矛盾冲突，而是情感结点和人心命题，串联起具有人类共性的几十个人生命题。它让读者在阅读时既感到审美快感，又很亲切。“长篇小说不需要用故事去娱乐读者，而是要呼唤出人心最深处无法表达的真诚。”

　　对话蔡崇达

　　开篇我写了27个版本

　　广州日报：你的写作是从广州开始的，这次在广州为新书举办大湾区首发式和阅读分享活动，怎么看广州这座城市？

　　蔡崇达：我出生于福建泉州，但我是从广州起步的作家。记得我大学毕业不到3个月，就职的媒体就让我担任主笔，还被同城的媒体评为优秀记者。我受益于大湾区的活力和包容，一直把广州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乡，获得了很多创作的灵感，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激之情。

　　广州作为千年古都，是一个给予所有人可能性机会的地方。我身体里融合着岭南文化和闽南文化的文化基因，广州和泉州的对话，不仅仅是交流，而是在重构、重新提炼的过程。

　　如果说泉州孕育了我，那么是广州栽培了我。出走多年，归来仍怀抱一颗感恩和热爱广州的赤子之心。如今，我选择回广州作两场文化活动，是希望这8年心血所凝结的作品能为这里的文化土壤供给些许养分。

　　刘德华为新书做推荐

　　广州日报：《命运》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进行首发式，这是“80后”作家群不可多得的荣誉，而且刘德华为你的新书做了推荐。其实新版《皮囊》也收入了刘德华所写序言，能否谈谈个中缘由？

　　蔡崇达：《皮囊》发布后的8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终于发布。我想，最感慨的还是命运，感慨命运中那些不离不弃的师友。这次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新书，8年前的老师和朋友如李敬泽、白岩松、刘德华等过了那么多年，依然不离不弃站在我身边，非常感恩。

　　李敬泽在写作上真的是我的老师，他亲自为《皮囊》作序，创作《命运》这一部长篇时，我得到他很多的指导，有时我们还会在凌晨通过电话探讨创作的事情。

　　而华哥(刘德华）是我多年的朋友，其实在8年前，我刚刚写完《皮囊》，他就非常认真地全部读完，在百忙中还让助手询问是否需要写推荐语，我也没在意，后来才发现，他真的认真地写了文章。所以再版《皮囊》时就收入了他写的序言，读者可以读一读，文字非常真诚。

　　“80后”畅销作家群

　　没有消失，在沉淀

　　广州日报：有评论认为曾经的“80后”畅销作家更多的不是写作天才而是不可持续的商业怪才；也有评论说，“80后”畅销作家群仿佛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作为“80后”作家，你怎么看？

　　蔡崇达：诚如评论所说，《萌芽》杂志社“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后催生了一大批“80后”作家，他们的作品因引起了作为主要购买群体的青少年的内心共鸣而迅速走红，这种文学现象是商品经济的过度干预而造成的。同时由于创作者文学素养的缺乏与生活阅历的不足，导致某些作品流于浅俗，但是，这种现象也孕育了“个性化”写作。

　　我出生于1982年，当然知道“80后”畅销作家群。我想“80后”畅销作家群并不是不写了，如笛安也有新书。估计他们正在筹备或者沉淀中，如我发表《皮囊》后，用了8年才能推出一本长篇。这些评论我无法做出定论或者判断，任何一个文学现象都需要时间来检验。

　　广州日报：《命运》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在这几年的创作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蔡崇达：要说创作中最难的地方，当然是长篇小说本身的难度。与散文不一样，长篇小说原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其体量之大，天然地就承担着更多的阅读期待，对写作者的智识水平、知识结构、思考力、审美力，其至体力和意志品质，都构成相当的挑战与考验，写完小说后，我大病了一场。

　　而我自己还要挑战的另外一个难度，是作品虽然涉及几十个人物，但我尽量不像很多长篇小说去设计很多的“传奇”故事，而是直面人生本质命题，直抵人心。16万字篇幅的《命运》中，开篇约七千字，我写了足足27个版本，各个版本都写了近万字。如此艰难的起笔，推动命运这条河流淌起来并非易事。所以《命运》不是我来讲故事给你听，而是诉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阅读和写作是我的挚友

　　广州日报：在文学与创业道路上，你有没有更高的山峰想要去翻越，或者说有没有更大的野心？

　　蔡崇达：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小孩，孤独是因为我发现我内心有很多的感想，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甚至没法理解自己，其实理解自己、表达自己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的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是我有两个挚友，第一个是阅读，第二个就是写作。当我不知道怎么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去阅读和写作，这样才不会那么孤独。要说文学创作的野心，我想能继续写下去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写作是剖开皮囊找真心，而创业是为真心造皮囊。所以，我觉得人性的真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奢侈品，其他都不重要。

　　开始了攀登，当然希望到达顶点。 在《命运》里，我试图把支撑我内心的最重要的力量表达出来，也试图在内心深处去认识各位、遇到各位，尽可能陪伴所有的人，这是我的努力和尝试。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但是我一直在内心跋涉，我相信与读者们总会在内心的深处相互遇见、相互陪伴。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我的读者，感谢你们陪着我进行这场浩大的、漫长的，构成人生本质意义的跋涉。

　　关于成长

　　广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蔡崇达出生于福建泉州，但对于广州，他并不陌生。可以说，他是从广州起步的作家。大学毕业后，蔡崇达的第一份工作就职于广州的媒体。此后，他获得的第一个奖项、第一次主编经历等都发生在这个城市。“广州给了我生命中很多个第一次，它是我的第二故乡。”

　　作家蔡崇达也是在广州完成了内心写作文化的搭建。20年前，这座城市给了他一次次机会，20年后，这座城市仍然使他心驰神往。“我喜欢广州的态度，它是我成长的沃土。”

　　在冼村君悦大酒店接受采访，蔡崇达侃侃而谈。他说：“在八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皮囊》，那是青年的我在内心的伤口盛开成即将吞噬自己的巨大花朵时，试图召唤人间的话语来疗愈自己。在那次写作中，我召唤来了阿太的皮囊、母亲的房子、张美丽的娱乐场……也召唤来了故乡的海、路过的山川、经过的人家、邂逅的人们……在那次写作中，我幸运地重新见到了我的父亲，见到了我的阿太，重新认识了我的母亲，最终治疗并重新认识了自己。”

　　而在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命运》后，蔡崇达透露，小说写到了后期，仿佛是各人的命运推搡着他动笔，他常常写作到凌晨四五点。最终成书后，他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大病一场。尽管命运的河流推动得缓慢艰难，但在他的全力倾注下，河流由悠长而起，以澎湃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