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经纬度

　　海丝听澜 2

　　“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仍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中。

　　这个光彩夺目的展览第一次向公众集中展现了广州地区出土珠饰的壮观面貌。策展方介绍，从1953年至今，广州考古出土两汉时期珠饰两万余颗，材质丰富、形制多样、色彩斑斓，且来源广泛，见证了岭南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路进行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为我们重现了汉代广州“珍奇荟萃、商业繁华”的生动历史画卷。它们或源于自然的玉石、或是人工提炼的金属、或是人工合成的材质，充分体现了先民的审美与智慧。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变迁的漫长岁月里，无数的珍贵物产随着海舶在各条航线上的行进而传播到各地。这是一个双向互鉴的过程，而珠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系列策划：陈伟胜 周娴

　　本版撰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资料图片：广州市文广旅局提供

　　藏在汉代珠饰里的“文化密码”

　　广州地区出土的珠饰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不仅仅因为它们惊人的美丽，也因质轻价昂，坚固便携，是“很容易通过商业途径传到远处，因而能展示距离遥远的两个文化之间不为人知的联系”的商品。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遗存研究及相关历史文献整理》首席专家熊昭明,在为《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所写的序中指出，珠饰一直是汉王朝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输入的主要商品。直接从海外输入的珠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得非常明确，包括有“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明珠”即大颗而明亮的西方珍珠，“璧流离”即玻璃。至于“奇石异物”，包括红玉髓、玛瑙、蚀刻石髓珠、水晶、绿柱石、石榴石、绿松石、琥珀、黄金等材质的珠饰。这些珠饰，在广州均有较大数量的出土，如蜻蜓眼玻璃珠、夹金或夹银玻璃珠、短柱形马赛克珠、多面体或瓜棱形费昂斯珠以及多种绿玉髓珠等。

　　从分布上看，广州西汉前期的数百座墓葬出土珠饰仅3000余颗，而且95%以上集中出土于南越王墓。西汉中后期，出土珠饰的墓葬范围扩大，珠饰数量也增多，品种更趋丰富，“表明由于汉武帝时期官方正式开通从北部湾出发，经由东南亚到达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大量的海外奇珍异宝聚集番禺，使其商业中心的地位反而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东汉，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且种种迹象表明本地也开始仿制部分珠饰，以应对需求的扩大。

　　熊昭明指出，经检测分析，广州汉代玻璃珠包含铅钡玻璃、铅玻璃、钾玻璃、钠钙玻璃、钠铝玻璃、钾铅玻璃和混合碱玻璃等七种成分体系。根据成分可大致判断其出产地区，如铅钡玻璃与铅玻璃在学术界公认为是我国自制，广州出土的这两类玻璃珠可能是从湖南或中原其他地区传入，也有可能在广州本地制造。

　　在天然材料的珠饰中，出土为数不多的透闪石软玉、绿松石、煤精珠饰，属中国传统玉石制品，基本为国内自产；瓜棱形的煤精珠，器形具西亚风格，可能为外来物品；水晶珠饰部分产于国内，部分来自于海外；琥珀原料可能多数来自缅甸，岭南工匠在本地进行加工制作，但不排除来自地中海、波罗的海的可能性；玉髓类珠饰与海蓝宝绿柱石、石榴石原料来自于南亚。

　　南亚的珠饰传入我国可能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南亚地区直接输入，一种是经东南亚地区中转。以广州宝玉石质珠饰中数量最多的红玉髓珠饰为例，其原料应来自印度，但珠饰制作工艺存在差异，反映出其制作地点可能不同。器形规整、抛光度高，并采用钻石钻孔工艺的高质量珠饰应来自南亚，另一些器形不够规整、抛光度较低，采用实心钻加解玉砂工艺的珠饰，则可能来自东南亚。

　　从器形风格来看，蚀花珠、系领珠、狮形珠、马赛克玻璃珠、装金或银玻璃珠、条带纹玻璃珠、沟槽珠、多面焊珠镂空金花球等应为域外输入，琥珀胜形饰、红玉髓、琥珀耳珰等当为岭南地区工匠利用外来的原料加工制作而成。还有一些珠饰，为岭南当地工匠利用本地的原料对外来器形进行仿制，如铅钡玻璃体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多面体玻璃珠等，“不同来源的珠饰荟萃，形成了岭南最大的珠饰集散地。如此大量的外来珠饰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港口城市的考古发现中也实属罕见，是番禺作为汉王朝对外交往都会的确凿证据。”

　　被“香”改造的传统社会生活

　　汉代从广州输出海外的贸易物品，主要为丝织品、陶器、铜镜等。从海外输入广州的除了珠饰，香料也是重要的一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指出，广州西汉前期墓约有1/10出土熏炉，西汉中期以后有近半数墓葬出土熏炉。这种熏香器具的普遍使用反映了熏香习俗的兴盛。由于年代久远，熏香使用的香料多为有机物，基本无法留存至今，但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少量乳香，此外一些西汉初期的铜熏炉中也能见到灰烬或炭粒状香料，很可能是龙脑香或者乳香等的余烬。

　　从文献记载中也可了解到当时使用香料的品类。如来自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地的苏合香，来自印度、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地的檀香、沉香，来自爪哇等地的丁香，来自菲律宾、越南的藿香，来自欧洲及北非地中海沿岸的迷迭香，来自于阿拉伯地区及伊朗高原的安息香、没药等。《史记》记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有学者认为，果布就是马来语龙脑香的对音。

　　这些香料部分从陆路，大部分从海路输入中国。它们燃烧时间长，香氛纯正，留香久，烟气少，并且多有药用价值，传入中国后大受欢迎，逐渐替代了江蓠、辟芷、申椒、菌桂、木兰、揭车、杜衡、辛夷等传统本土香草。由于进口香料适宜置于炭火中阴燃，因此广州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熏炉，炉腹加深，炉盖增高，以适应燃烧方式的变化。熏香之风由南北渐，中原地区从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熏炉，其熏炉造型和采用的香料明显受到南方的影响。东汉时，用香薰烤衣已经成为宫中定制。

　　唐宋之后，大量香料得以经海路入中国。古籍记载，唐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根据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的统计，广州港进口的乳香多达17.4万公斤。研究者指出，这一方面反映了广州港在当时全国进口香料贸易中的地位之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香料进口已经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国古代许多名人都写过咏香的诗文，如王维“少儿多送酒，小玉更焚香”，李白“横垂宝幄同心结，半拂琼筵苏合香”，白居易“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杜甫“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宫淑景移”。宋代苏轼曾专门合制了一种“印香”，还准备了制作印香的模具、檀香木刻等送给苏辙作为寿礼。熏香习俗与香料贸易相互促进，而广州作为重要港口，功不可没。

　　古代窑址讲述的外销故事

　　中国海丝遗产包括三个主要类别，其中之一就是生产设施类遗存。在广州这片土地上，很早便出现的海洋意识促使生产结构体现出鲜明的外向型特色，也直接促进了与海外贸易有关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2018年2月-4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业队伍在番禺区新造镇对曾边窑进行了发掘。这是广州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瓷窑遗址，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唐代窑址。

　　唐宋时期，受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陶瓷业迅速发展。南汉二陵博物馆展陈宣教部主任、曾边窑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陈馨告诉记者，曾边窑遗址出土的器物，无论是器类、器形还是装烧工艺上与广东新会官冲窑、佛山高明窑都极为相似。在曾边窑发现以前，印尼勿里洞岛外海黑石号沉船中出土的广东瓷器，尤其青瓷罐被普遍认为是官冲窑的产品。曾边窑的发现让这种观点有了被挑战的可能。特别是考虑到广州在唐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海上贸易港口，曾边窑占尽天时地利，产品外销的可能性更大。此外，宋代广州沙边窑就在曾边窑以西1.5公里，两者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关联，应该说曾边窑为宋代广州陶瓷产业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在广州海事博物馆中，陈列着不少西村窑瓷器。这些从海外回流而来的宋代瓷器，也是广州外向型经济的重要见证。西村窑旧址在今广州西村工人体育场位置，旧称皇帝岗。西村窑烧制的器皿以碗、盘、碟、洗等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因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适应当地需要，小型杯、瓶、罐不少。西村窑的产品在国内很少流传，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还有不少西村窑的传世品。大约距古窑址所在处仅500米之遥，就有增埗河流注入珠江，往西与珠江上流的北江和西江两条航道相通，往东可经黄埔港出虎门入海。因此，生产所需的原料和燃料可从西江和北江水道运来，产品装上海舶后沿着南海航线外运也十分便利。北宋是广东历史上第三次处于陶瓷飞跃发展的阶段，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和惠州东平的惠州窑并称为“广东三大民窑”，其产品主要是以外销为主。

　　明代，瓷器在广东大量出口，促进了广州附近的佛山乃至江西景德镇瓷器的产量、花色品种的增加，质量的提高，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佛山的陶瓷业在明中叶进行技术革新，进入全盛时期。整个石湾陶瓷业分为海口大盆行、白釉行、黑釉行等二十三行，“有陶窑一百零七座，容纳男女工人三万有奇。”

　　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广州商人还到景德镇买回大批白瓷坯，加彩绘烧成色泽艳丽的“广彩”，进一步促进了景德镇制瓷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清代十三行贸易时期，中国瓷器及茶叶大量输出国外，对欧洲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影响深远，尤其是英国，到18世纪晚期已诞生了举世闻名的英式下午茶，饮茶时加入牛奶和糖，搭配面包、蛋糕等。因此在现存清代出口的广彩瓷器中常常可见茶盘、杯碟、奶茶壶等和饮茶相关的器具。许多外销瓷器上可见西方各国的家族徽章，这些专门定制的徽章瓷代表了广州外销瓷的高水平，也体现出广州工匠在面对海外市场时“岁无定样”的灵活商业手段。

　　“进”“出”之间与全球化贸易网络的形成

　　历代从海外经广州输入中国的“宝货”品种非常之多，元大德八年（1304）纂辑的《南海志》将舶货分为八类：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杂物，共71种。到明代又扩大为160多种，实际上在各个品种之下还可以细分出许多不同的品类。它们共同支撑起中外贸易的重要骨架。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指出，许多原材料来自安南、占城、真腊、爪哇、暹罗、苏门答腊、锡兰、苏禄、渤泥、满剌加等古国或地区，位置大约相当于今天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群岛、泰国、菲律宾群岛、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西亚及非洲一些国家也生产很多的物料，也曾来华。此外还有通过葡萄牙等欧洲人之手经广州港进入的。比如有学者记载：“1578年，葡萄牙人将其200吨~600吨甚至800吨的商船溯江而上开到广州。这些大船运来欧洲的毛织品、印度的琥珀、珊瑚和象牙；印度群岛的檀香木、白银、香料等”。

　　这种建立在广阔的航海网络中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首先，以明清时期广州口岸为纽带，形成了原材料市场——进口和生产基地——国内外消费市场的商品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广州是枢纽，东南亚和欧美市场以海外贸易为连接，广州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和销售被纳入了全球化贸易的网络；第二，广州口岸的手工行业集原材料切割、设计、生产、再加工于一体，实现了物料、技术、工艺、人员的资源整合；第三，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岭南工艺，既继承了传统技艺，又应不同市场的需求不断创新求变，中西合璧，最终形成了岭南特色。仅就雕刻类工艺而言，出现了不同的消费市场：一是以宫廷御制、地方官府和贵族富商订购为主的国内市场；二是以欧美皇室或贵族、商人来样订做的海外市场。这两类产品代表了明清时期广东部分手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这种外来的影响即使在中国传统上最具影响力的出口商品中也依然存在，比如丝绸制品广绣。

　　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刺绣大披肩是中国外销品中重要的一宗，在西方被称为“中国披肩”。据说，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追忆似水年华》中，奥黛特充满异国情调的卧室中那条“东方帘幔”就是一条19世纪的黑底白花中国外销大披肩。

　　1514年，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受到重赏，广绣从此扬名海外。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不仅有批量生产的商品，还有贵族们订制的独特绣品。在法国，刺绣匠师协会专门为皇室设计具有东方风格的刺绣纹样。

　　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刺绣从业人员增至三千多人，绣坊、绣庄达50余家。1793年，广州成立刺绣行会“锦绣行”，对于绣品的工时、用料、图案、色彩等，都有具体的规定。1900年，经由广州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达496750两白银。

　　一些研究者指出，广东的金银线绣对17、18世纪的法国绘画、手工艺以及建筑艺术、室内装饰等产生了影响。西方的绘画技巧和美学原则也反作用于广绣，希腊神话、西方美术、人物肖像都成为广绣表现的对象。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洲的销量达8万条，其中法国占四分之一。1776年，仅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了10.4万条。作为一种为外销而产生的丝绸制品，广绣大披肩将中西文化的融合互鉴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