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经纬度

　　海丝听澜1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光中，借助海洋这一媒介，广州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前沿，在经济往来、社会变革、文化交互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光孝寺、怀圣寺光塔、南海神庙及码头遗址、莲花塔、琶洲塔、赤岗塔等史迹点，高度发达和不断拓展的海洋经济、科技，都讲述着“海丝”与这座城市的密切关联。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副主任燕海鸣指出，海丝话语不只是讲好“中国故事”，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史和世界视角下，去辩证地认识和阐释不同文明之间围绕海洋（和陆地）进行互动的机制与逻辑。用世界的语言，认识海丝，并揭示中国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系统梳理海洋文明相关遗产的努力，“这是一次重新认识世界海洋文明，界定中国海洋文明特点和角色的伟大探索。”

　　2017年4月，国家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会议确定广州为海丝申遗牵头城市。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广州与各联盟城市协同合作，在海丝遗产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宣传推广和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持续推动了整体海丝保护和联合申遗工作。“十四五”期间，广州要重点打造十大海丝人文地标和十大海洋文旅新名片。如今，广州如何将古老的传统变为未来的优势，如何让宏大的主题与人民群众真切的需求有机融合，如何以文化赋能经济，让经济推动文化？

　　广州日报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推出“海丝听澜”系列报道，深入展现广州海丝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系列策划：陈伟胜 周娴

　　本版撰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资料图片：广州市文广旅局提供

　　背景图为效果图 @视觉中国 供图

　　广州全程见证参与

　　“海上丝绸之路”的四个时期

　　中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枢纽。在 2000多年间、漫长的海岸线上，各港口城市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或直接或间接与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区建立联系，开展经济贸易、技术传播、人员往来和文明交流互鉴。

　　广州古称番禺，自汉以来，一直是中国“海丝”的重要港口，上下两千年历久不衰，国内唯一，世界罕见。

　　“海上丝绸之路”是在公元前2世纪至19世纪中后期蒸汽动力取代风帆动力前的漫长时段里，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沟通世界中低纬度主要海域及沿海地带，开展多领域交流的海路网络。作为一个复合的交通体系，海上丝绸之路东至东亚的日本列岛，西达地中海西岸，根据地理空间特质及历史发展进程，其所涉及的区域大致可分为六大板块：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地中海，在形态上则具体呈现为一个以重要港口为基础（如地中海板块的亚历山大、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东非板块的摩加迪沙、蒙巴萨和基尔瓦，西亚板块的霍尔木兹、亚丁，南亚板块的卡里库特、科钦、坦贾武尔和加勒，东南亚板块的马六甲、巨港，以及东亚板块的广州和宁波等），由连接各港口的众多航线交织而形成的海路网络。

　　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发布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体系主题研究报告》：“公元前2世纪之前，各个板块内部及一些相邻板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海上贸易交往。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随着各条线路的发展，商业规模的扩大，可以认为，连接各大板块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

　　而在其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海上丝绸之路又呈现出特征鲜明的四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末）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肇始期。随着对季风规律的掌握，此前地区性的贸易网络相互联系，初步形成全球的贸易体系，并在此体系之上带动了人员与文化的交流。货物方面，西方的罗马金币和东方的丝绸，是这一交往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品。同时，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其成为维系这一全球网络的关键纽带。

　　第二个时期（公元7世纪初到10世纪末）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成熟期。贸易与文化交流网络进一步体系化发展。瓷器开始广泛出现在沿线各板块，香料的交易使得东南亚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第三个时期（公元11世纪初到15世纪中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形成了文明间、人群间的多元共处的繁荣景象。以宗教传播带动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商人活跃在东南亚。

　　第四个时期（公元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后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型期继续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地理大发现和大帆船贸易的开始为起点，以蒸汽轮船的广泛应用为终点。货物交流仍以瓷器、香料、胡椒等为主，欧洲人开始遍布海丝沿线，并开启了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扩展为具有真正全球意义的海路网络。传统贸易区域逐渐被新兴的贸易中心及线路所取代，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9世纪中后期以后，传统的海上贸易线路完成了向近代海上贸易线路的过渡。

　　在这四个时期中，广州扮演的角色都十分重要，可以说全程见证和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汉代已建立以广州为商贸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

　　在涵括了南越文王墓和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两处重要“海丝”史迹点的南越王博物院建院的第一个大展“四海通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文物联展”中专家们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洋文明最重要的载体，由古代航海国家伟大的航海实践、繁荣的货物贸易和广泛的人文交流在中国南海、东海、黄渤海海域构建起独特的时空网络，见证了无数居住在海岸线上的先民依托海洋走向世界的文明历程。其中，四大交流活跃区中的南海交流活跃区即以广州为核心，是东亚和东南亚文化圈交汇的节点以及外来文化从海路传入中国的首要节点。作为历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区域、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得这一地区与东南亚诸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商贸往来。

　　南海交流活跃区地理位置优越，背靠中原，岸线广陌，面向南亚、东南亚，海上贸易活动自秦汉开始活跃。

　　中国南海之名在古代所指的范围因时而异，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在广东地区设置南海郡，海疆实临南海，此时所说的南海，才指今天的南海。

　　南海地区很早便是人类交往的重要通道。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珠江口一带的先民便已通过舟船互相往来，而石拍等物件的发现，更进一步说明这里与分布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树皮布文化”有密切关联。到距今4800年-4300年左右的石峡时期，珠江三角洲与闽江中下游乃至江浙地区的贸易交往等，也应当有一部分是通过海路进行的。此外如陶器、铜鼓、铜钺、航船、有肩有段石锛等器物，也验证着太平洋地区的广大范围内早期人类跨越遥远海路的交往。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广东先民已经穿梭于中国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可能间接影响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在古代文献中，有关先秦南海地区海上交往等的记载时有所见，如《竹书纪年》等载：“周成王十年（公元前1033年），（交趾南）越裳氏来朝”，献白雉等物。《古本竹书纪年》载：“（魏襄王七年，即公元前312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及犀角象齿焉。”

　　公元前203年，继任南海郡尉的赵佗自立为南越王，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宫署，疆域范围包括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即珠江流域与北部湾区域，为南海交流活跃区主体范围。据《淮南子》记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证明南越国时期已具备一定航海造船技术。同时，宫署所在地在南汉时期仍是政治中心，通过地层叠加情况可见，此地块至清代一直作为各时期广州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和海上贸易管理机构所在，见证了广州片区伴随海上丝绸之路演进历程始终、持续繁荣的历史。

　　自汉朝开始，汉王朝加强与东南亚各国往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央政府正式派出由驿使率领的团队远航出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见，汉代已建立起以广州为商贸活动中心，经北部湾地区与南亚和东南亚诸国沟通的海洋贸易网络。公元前1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珍贵的衣料，其中部分衣料是从南海海上丝路到达地中海东岸。外域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玻璃）等货物也从海路运抵中国，并推动广州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都会之一。

　　从“一筐之物，可资数世”到全球贸易的形成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广州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地标式建筑，莲花塔、琶洲塔、赤岗塔是明清广州“三塔三关锁珠江”城市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塔地处珠江入口处西岸，是外来船舶由外港进入广州的标志，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实物史料；此外，合浦汉墓群、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舶来品以及驶往东南亚的明代晚期商船“南海一号”的沉船，都有力地证实了广州地区海外贸易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对外交往及海道贸易进一步发展。三国吴黄龙三年（231年），孙吴政权派朱应和康泰出使今越南中部的林邑、扶南（今柬埔寨）。这是史书中首次记载中国派专使出使这些国家，当时便是从番禺起航。西晋，“安南将军广州牧腾（应为滕）侯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机丽，火布尤奇。”这是广州与大秦（罗马帝国）直接来往的最早的明确记录。当时，“一筐之物，可资数世”的贸易结构使广州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商业繁荣的景象。

　　隋朝在广州建南海神庙，祀南海神祝融。隋炀帝则在大业年间派常骏、君政携绸缎五千匹出使赤土国（今马来西亚）。时人记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人杜佑称隋代广州与国内荆州、扬州、益州、越州等大城市“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唐中期以后，海上丝路的地位不断上升，其中“广州通海夷道”为诸航路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它从广州出发，沿着传统的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历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不计沿途停岸时间）约89天，是8世纪至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全程约14000公里，同时有许多支线，其中许多也与广州有来往。《旧唐书·王锷传》记载：“广人与夷人杂处……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唐开元二年（714年）左右，唐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使院，也称“广州结好使”，与外商交流沟通。城西设“蕃坊”，“任蕃商列肆而市”。

　　到了宋代，广州更是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宋在广州设立了提举市舶司，负责管理外国商人和使者事宜。据陈泽泓等学者的统计，宋代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近70个。

　　元代广州的市舶司继续设立，更出现了“舶牙”这种专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经纪人，成为明代“牙行”和清代“行商”之滥觞。

　　明代只在宁波、泉州和广州三地设立市舶司，广州负责对东南亚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最多。永乐元年（1403年）在广州口岸建立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驿馆“怀远驿”，有驿舍120多间，就在今天的十八甫一带。明万历年间，每年夏冬两季在广州海珠岛（今长堤一带）举办定期市，允许各国商人前来广州直接与中国商人贸易，被视作古代的“广交会”。靠近定期市的濠畔街、高第街一带，“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

　　清代,得“一口通商”之利的广州优势愈显，不仅对外交通线路得到进一步拓展——除了在明代已经开通的印度洋、南洋、日本、欧洲和拉丁美洲航线外，还开辟了广州经好望角到北美、到大洋洲、到俄罗斯的航线——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粤海关。清乾隆至嘉庆年间达到鼎盛的十三行在相当程度上垄断着广州的外贸市场。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朝获得更大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贸易，并且一直延续和保持到19世纪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