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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对口支援地区典型报道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肖欢欢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维宣、黄宏斌

　　2016年开始，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起对西藏波密县人民医院的对口帮扶工作。至今近七年内，广州市卫健委共派出10批次113名医疗队员来到了波密，为当地的医疗卫生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去年8月，中组部、国家卫健委将波密县人民医院纳入13个医疗人才“组团式”支援县级试点医院后，由广州市卫生健康委统筹，派出广州市第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由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5家医院8名队员组成，共同支援波密县人民医院。

　　医疗援藏进入新的阶段，医疗人才“组团式”支援县级试点医院，医疗援藏由“硬件”向“软件”进一步过渡，让“广州理念”“广州经验”“广州技术”为“波密医疗”服务。

　　当一次次援藏医生将当地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当地群众对援藏医生有了加倍的信任感。

　　6月的波密县城阳光异常明媚，照在波密县人民医院新建的大楼上，反射出明亮的光。

　　在医院的门口处，排着熙熙攘攘做核酸检测的当地群众，还有318国道上途经此处的“驴友”们，也排在队伍中为进入高原地区做着准备。

　　波密县城海拔约2700米左右，算得上高原上较低的一片区域，因此也成了“驴友”们进入西藏高海拔地区的必经“休整地”。

　　“波密本地的人口大约在4万人，但是流动人口很多，尤其加上川藏铁路等相继开工，‘铁路大军’也占到了很大一部分。”援藏医生、波密县人民医院院长占华剑介绍说，因此，波密县医疗面临的压力也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有他们在,

　　不用担心发生紧急情况”

　　在明媚的阳光下，一个藏族小伙驻停在妇产科的病房外，嘴角总带着同样明媚的笑容。

　　他叫仁增，来自墨脱县格当乡，妻子是波密的，此次到波密县人民医院，是为了陪妻子生产。他的儿子刚刚诞生，名字已经起好了，叫普布顿珠。“母子平安，都挺好的。”

　　“平时工作就是挖虫草、挖天麻。”仁增笑着说，现在就是挖虫草的季节，由于海拔低的地方人多虫草少，他于是花了14个小时，爬到4700多米的高山上挖虫草，当天就挖了200多根，“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可能一天也挖不到10根。”

　　作为一个年轻的爸爸，仁增说，他非常庆幸有援藏的医生来到当地，使得当地的医疗水平更加有保障：“有他们在，就不再担心生产时出现紧急情况。”

　　来自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援藏医生、波密县卫健委副主任陈恩宽也介绍说：“自从儿科建立起来之后，在医院出生的危重症新生儿基本上都能抢救过来。”可在儿科建立之前，危重孕产妇分娩的新生儿夭折的情况却是时有发生。

　　抢救危重症孕妇

　　面临抢救“时效”风险

　　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的援藏医生李剑琦告诉记者，波密县人民医院每年接生170多个新生儿，平均每天的接生量在0.5个左右。在他来到波密县人民医院之前，当地医生对于一些危重症孕产妇，都是只能选择转送到林芝市去。但由于从波密县城到林芝有200多公里，途中还经过一个4000多米海拔的色季拉山，所以抢救时间非常有限。

　　此前李剑琦就曾处理过一个特殊的例子：一位孕妇在孕期33周时出现重度子痫前期症状，导致全身多处器官损害，合并有脑水肿，血压高至200mmhg，情况很危急。“如果当时转到林芝去，在转院的过程中，很难说能不能顺利翻过色季拉山，可能在山口那里，孕妇就会扛不住。”最终经过协调，李剑琦决定冒着风险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庆幸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小孩和大人都很健康。

　　除了挽救危重症患者，李剑琦还会在科室开展相关汇报制度，从而提升当地一线医生的诊疗思维，以便更加规范地处理临床病人。“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援藏带来的并不止是高大上的技术，还要有临床思维的基础理论、知识、技能等，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带领当地向更难、更高精尖的方向发展。”李剑琦说。

　　初入高原血氧骤降

　　过山口时嘴唇发紫

　　刘薇和赖美铮同于去年8月来到波密县人民医院，开始为期一年的援藏工作。两人均来自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内分泌科，一位是医生，一位是护士长。

　　回忆起刚来林芝时的场景，赖美铮还记忆犹新。赖美铮回忆说，在广州飞往林芝的飞机上，她就和刘薇检查自己的血氧饱和度情况，“在广州时达到95%以上，但是一到达林芝，血氧饱和度就降到了83%、83%；等从林芝再前往波密的路上，经过色季拉山山口时，我们俩的嘴唇更是成了紫色。”

　　即便在当地住了一段时间，刘薇也依然存在高原反应：“我们的宿舍在五楼，平时经常爬到三楼就要歇一歇，不然身体会不舒服。”刘薇说，有时候她在路上和广州的同事打电话，结果对方也可以听到她明显的“气喘声”。去年，刘薇趁休假时回了一趟广州，她回忆，刚落地的那一刹那，就感觉像是脱下了一层重重的“盔甲”，整个人都放松了。

　　对于这些援藏医生来说，长期身体缺氧，其实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刘薇告诉记者，此前在广州，医生们的血色素测试结果仅为110左右，可在波密待了三个月后，大家的指标都达到了150左右，“还有的达到了170。”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长期身体组织缺氧，导致内体促红细胞生成素浓度增高，红细胞增殖，数量增加，则血色素增高。“倘若血液黏稠度长期处于较高状态，就容易增加中风、心肌肥厚等风险。”

　　即便在身体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这群援藏医生也依然坚持克服困难，合力完成了许多看似不可能的救治任务。

　　病人家属放弃治疗

　　仍从死亡线拉回患者

　　令刘薇与赖美铮印象深刻的一次救治，是她们将一位其家属准备放弃的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故事。

　　赖美铮回忆，去年9月初，这位病人是一个来自墨脱的中年女性牧民。

　　由于患者居住的墨脱地区蚊虫多，患者存在有被子弹蚁、黄蜂蜇咬的病史，在当地卫生院诊治后发热不退，遂转送到波密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而送来医院之前，她几乎每天下午寒战高热达39.3度，并持续了10余天，且在胸背部、四肢、颜面部散在多发红点。

　　“病人被家人送到波密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用了几天的头孢类抗感染治疗，依然高热不退、精神差、呈嗜睡状态、胃口差到每餐只能吃几口糌粑糊。随后，患者逐渐出现血压低、尿量少，还出现抽搐状态。由于患者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家人见病情危重，准备放弃治疗，并通知了所有亲戚来医院探望，就像是见她最后一面一样，家属们已经开始要准备后事了。”她说。

　　彼时，刘薇恰好下乡去康玉乡和多吉乡做“两癌筛查”及农牧民体检，康玉乡是波密最偏远高海拔的乡镇之一，因此当天晚上，刘薇在康玉乡，没办法赶回波密。但由于情况紧急，护士便只好连线刘薇。

　　结合病史及实验室检查，刘薇分析，昆虫叮咬导致的发热，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多脏器功能损害可能性大，便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劳干诚院长联系，商讨制定治疗方案，调整为阿奇霉素、羟氯喹抗感染治疗、纠正水电解质紊乱调、加强补液，营养对症支持治疗。

　　与此同时，刘薇还搭乘乡镇医院回来波密取药的班车，半夜11点连夜回到多密县城，第二天一早再赶往病房查看病人的情况，见到病人的体温峰值逐渐下降，精神逐渐好转她才安心，这才再次前往多吉乡。

　　经过近2周的精心治疗及护理，病人顺利康复，热退、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纠正、肝功能恢复正常，一天一天好转起来。

　　出院前，病人家属还特地向援藏医疗队员和病区的医护人员们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谢。

　　器械条件有限

　　切开气管救治危急病人

　　在当地医疗器械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救治危急的病人更多的是靠医生的判断和技术，而援藏医疗组团的成员，都是广州各大医院各个科室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

　　来自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耳鼻喉头颈科的援藏医生陈恩宽，在他的推动下，波密县人民医院新建了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在当地确实有需要，因为小朋友经常会把一些异物塞到鼻子里、塞到耳朵里，以前由于没有专业的医生，就很难取出来的。”陈恩宽说。此外，由于波密是318国道的必经之路，经常会有外地游客到达高原后出现鼻出血和一些颌面部的外伤，这些都需要专业的耳鼻喉科医生来进行处理。

　　陈恩宽向记者分享了此前救治过的一个典型病例。去年6月7日傍晚，他突然接到来自波密县人民医院的电话：一名患者因过度饮酒，加上服用了感冒药，出现喉头水肿的过敏症状，被送到医院。“当时急诊科的医生叫麻醉医生去插管，但是插了几次都插不进去，因为咽喉黏膜水肿比较严重，看不到气道。”麻醉师气管插管失败，患者随时存在生命危险，急需他去做气管切开。

　　陈恩宽立即赶到医院抢救室，只见一位50岁左右体型偏胖的大叔躺在急救床上，面色惨白，呼吸困难，还不时呕吐。监测显示，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在80%波动，心率140次/分。“血压也比较高，高压有190多，低压也有110，生命体征很不稳定。”

　　“患者从发病到入院已经过去近4个小时，气道完全堵塞，随时可能出现窒息和心脏骤停。”陈恩宽说，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他一边穿戴口罩、无菌手套和手术衣，一边让人去耳鼻咽喉科门诊拿头灯，准备手术器械。

　　但是，由于当地医院没有专用的气管切开专用器械，只能使用外伤缝合包，由援藏医生张通做助手，陈恩宽按照手术规范，用仅有的手术刀和血管钳将组织一层层切开，遇到出血就用线结扎止血，最后找到拉钩，将甲状腺向上拉起，钝性分离至气管前壁，用含有利多卡因注射器刺入气管，用手术刀切开气管第3～4环，用吸引器吸尽呼吸道分泌物和误吸的呕吐物，患者呼吸困难症状缓解。约20分钟后，顺利插入气管插管，大家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患者情况稍微稳定后，由波密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护送患者转运至林芝市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诊疗，不久后康复出院。

　　“这个病例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当时救治的条件有限，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是将这个病人救过来了。”陈恩宽说，如果是在广州遇到相同情况的病例，救治起来就不会那么困难，一是每个科室都有现成的器械，二是医护之间的配合也很顺畅。但是在高原的小县城，大家既没有专用的器械，此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因此第一次配合也没有那么熟练，使得至今想起，他都心有余悸：“气管前面是甲状腺，如果甲状腺出血，就麻烦了。”

　　援藏事业不停歇  一批批干部坚守、再出发

　　6月中旬，尽管此次援藏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扫尾”阶段，但在曾经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波密工作组的办公地，挂在墙壁上的宣传标语仍然醒目——“援藏是宣言书”“援藏是宣传队”“援藏是播种机”。

　　广州的援藏事业，实则也一直不曾停歇。

　　随着第九批援藏干部返穗，作为去年的广州第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长，占华剑还继续坚守在援藏岗位上。

　　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援藏医生占华剑说，2016年开始，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承担起了对波密县人民医院的对口帮扶工作，为当地的医疗卫生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谈及去援藏的初心，占华剑说：“当时我刚刚参加完抗疫工作，在接受建党100周年的学习之后，精神上备受鼓舞，觉得年轻干部就应该到祖国更需要的地方去磨砺锻炼。”

　　“在援藏之前，别说是西藏了，我连四川、云南都没有到过，但是当我们医院说要来援藏，我就第一时间报名了。”陈恩宽向记者讲述起了他的援藏“情缘”，此前他曾与医院的一位曾于2012年参加过援藏的护士长聊过，他认为，援藏这项事业是神圣的，而西藏当地的干部群众对援藏医生发自内心的欢迎和感谢，更是令人动容和向往。

　　尽管援藏三年，陈恩宽和许多援藏的干部一样，面临着身体健康方面的各种问题，如有的援藏干部心脏变大，瓣膜关闭不全，有的则长期失眠，需要吃安眠药，还有的同志头发甚至牙齿都出现了脱落，但是“我们都圆满完成了使命”。

　　广州医疗援藏数据

　　自2016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以来，广州派出10批共113名医疗援藏队员。

　　援藏医疗队抢救及转运危重症患者450人次；开展新项目、新技术共48个，其中腹腔镜卵巢巨大畸胎瘤摘除术、腹腔镜手术填补当地的空白。

　　波密县人民医院新组建耳鼻喉科、儿科。

　　2021年度，手术136例,较2020年同期增长56.3%，手术总量创历史之高，其中多项手术为波密县人民医院首次开展。

　　开展波密县儿童先心病筛查158人，其中开展右心声学造影辅助检查2人，卵圆孔未闭患儿8人，动脉导管未闭1人;确需手术“先心病”4人，赴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