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I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艘宋代古沉船。它最后沉没于上川岛海域，目前依托它在海陵岛上建立起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成为广东最富特点、最热门的博物馆之一。而有关“南海I号”在沉没前所走过的路线，也一直是专家们研究的重点。而广东最新公布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南海I号”来过广州，并且最后从广州港离岸。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配图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相关文物（除说明外），受访者提供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物提供关键线索

　　这一全新发现的缘起，是南越王博物院的专家们在整理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和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时，发现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纹饰的酱釉大罐，与“南海I号”沉船和佛山南海奇石窑出土同类陶罐高度一致，与已有的相关考古报告的认识出现分歧。这一认识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因为“南海I号”陶瓷器产地确认，关系到这艘沉船船货的来源构成与同时期广州乃至广东的关系，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为此，2021年8月开始，有关专家们对南海区狮山镇奇石窑和里水镇文头岭窑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至2021年12月调查发掘基本结束，明确了“南海I号”沉船部分酱釉罐等器类的佛山南海产地，并证实佛山南海地区窑业生产至少到南宋中期还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区域性分工较为明确，内销外贸市场方向和贸易线路较为清楚。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达顺执笔、刊发于日前出版的《中国文物报》考古专刊上的专文《佛山市南海区窑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明确“南海I号”沉船部分陶瓷器的广东产地》指出：“回溯近年出版的‘南海I号’考古相关报告，该沉船所载此类酱釉器都被认为来自福建。虽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早就发现该沉船出土部分酱釉器与奇石窑酱釉罐非常相似，但此前奇石窑已报道最晚的纪年材料是北宋‘政和’款残片，类似陶片还有在香港发现的‘绍兴九年’款等，因而该窑址被认为止步北宋末年到南宋早期。国内相关学者也由此认为，海外沉船和海上丝绸之路上贸易古港出土的同类大罐中，南宋早期前多来自奇石窑，后都来自福建磁灶窑。如南宋初期的印尼鳄鱼岛沉船上的类似大罐被认为是奇石窑产品，而时代稍晚的爪哇沉船以及‘南海I号’等沉船上的就都被认为是磁灶窑产品。”

　　文章介绍，南海官窑可统称里水镇逢涌村文头岭南端和瑶头村，西南涌南北两岸一带窑场，文博考古中多称作“文头岭窑”和“瑶头窑”。通过此次调查及抢救性发掘可知，奇石窑也有大片明确的分布范围，东平河东岸延绵三四公里不止，甚至延及佛山石湾地区王借岗、大帽岗一带，与后期兴起的石湾窑范围稍有重叠，两宋时期已畅销海外，国内外学术界也早有名气，“因而奇石窑与南海官窑共同代表南海区内宋代两大窑场，并以此有别于盛名明清的石湾窑。”

　　除进行考古类型学方面的比对，南越王博物院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别挑选出一批标本，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行化学成分科技分析，来检验这些酱釉大罐的产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广东本地窑口产品的贸易流通路径。

　　南海区出产陶瓷器装的“公使酒”装载入“南海I号”

　　记者采访了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他给记者发来了他写的《南海窑、南海Ⅰ号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关系》一文。文中指出：在南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发掘出一组宋代的大型建筑院落，经考证，这组建筑应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

　　李灶新指出，唐开元二年（714）在广州始设市舶使，宋开宝四年（971）在广州首设市舶司来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据《宋史》记载，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朝廷不但派使者到海外招诱蕃国进贡，还要求市舶司及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对到来的商人热情迎送，海舶初到之时有“阅货宴”，停靠港口住舶期间提供酒食，离开时还要设宴张乐欢送。为招徕海商设宴所需用酒便来自公使酒库所酿造的公使酒，“（经过研究）不仅确定了宋代广州公使库和公使酒库的具体位置，而且表明公使酒库所需的酿酒器具和装酒所用的酒墱（坛）是由南海窑专门烧制的。更为重要的是为确认‘南海Ⅰ号’到过广州，并受到广州市舶司和广州地方官员设宴热情招待并馈赠广州公使酒，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证据。”

　　吴寒筠、李灶新、肖达顺、崔剑锋在新发表的《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Ⅰ号”沉船出土酱釉器的产地分析》一文中指出，“南海Ⅰ号”个别船舱出土大量类似酱釉大罐，其中一批大罐无论是器型、釉质釉色、胎质胎色，还是印刻字符的制作技法等，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宋代标本非常相近。尤其是“南海Ⅰ号”出土相关大罐有自铭“酒墱”“玉液春”或各姓氏宅号的戳印等，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的宋代广州州衙附属建筑基址出土同铭“酒墱”等的大罐高度一致，“也就是说，这些大罐很有可能是广州地方官府或私营作坊在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等窑口订制的装酒容器，并用来灌装广州‘公使酒’或家族作坊等生产的酒，最终通过官府馈赠或贸易形式装载在‘南海Ⅰ号’的横隔舱中随船出洋，最后同船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