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广州
第二十六期
让城市留住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粤韵周刊》,与您一起领略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领略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与您一起在历史的光照下,读懂今天,读懂广州,由此坚定文化自信。
广东贡院始建于南宋,是古时科举考试乡试之地。贡院最初在今小北路洪桥街一带,后毁于战火。清康熙年间,广东贡院在今文明路一带(今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昔日中山大学所在地)重建。清代涌现出一大批两广籍官员人才。
20世纪初,千年科举制被废除,一批新式学校在贡院原址拔地而起。
历史虽远,但一脉相承。如今,在广东贡院旧址上屹立着大钟楼、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文明路分馆),共同见证科举制度的终结和新式人才培养与选拔的文脉赓续。
统筹/读懂广州工作室 张忠安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忠安、刘冉冉
追根溯源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广东巡抚李士桢在今文明路与越秀中路交界一带修建贡院。在他看来,这里位于古城东南角,“郁葱佳气聚焉”,把贡院修在这里,有希冀“紫气东来”之意。
现在位于中山图书馆后的明远楼是当年广东贡院的监考楼。“明远”二字,取自《大学》“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之句。
广东贡院五易其址
终选城东南承恩里
随着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不少学生将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近日,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状元红礼盒走红网络。网友“考古”发现,录取通知书上的“钟楼”就在今天越秀区文明路的广东贡院旧址。数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广州的文脉所在。大家可曾知道,录取通知书里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广东贡院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广东贡院建于古城东南
有希冀“紫气东来”之意
广东贡院源于科举考试。科举制度从隋唐到明清,延续了整整1300多年。以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来说,读书人要先在本地参加童试,考中秀才,才有资格来省城参加乡试。在乡试中举后,不仅可做官(如担任县衙学官或直接出任“知县”),免赋税去徭役、赏银两给田产,获罪不得擅上刑具等,还可以光宗耀祖,惠及家族。
同时,举人才有资格赴京参加会试;在会试里中榜,成为贡生,便能参加殿试;在殿试中及第,就能成为进士,考取功名之路才算“圆满”。其中,在省城的贡院参加乡试并且中举,既是学子进京赶考的“敲门砖”,也是走上仕途的“资格证”,因此意义重大。广东贡院也就成了当时岭南无数学子仰慕之地。
广东贡院曾“五易其址”。
宋朝以前,广东科举考试没有固定场所,多在官衙、庙宇等地举行。
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据清中期《广东通志》记载,广东贡院始建,“在郡城东北二里,元季毁。明洪武甲子乡试于光孝寺,暂设‘棘闱’(注:即科举考试的场所),历十有六科。至(明)宣德元年,始建于城东北隅西竺寺故址,后经兵燹圮废。(清)国朝初暂于光孝寺试士。”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秋,广东巡抚李士桢冀望广东学风兴旺,决定重修贡院。在李士桢看来,贡院关乎文运国祚,选址要极为讲究,既要有好意头,又要交通便利。他在《新建贡院碑记》中写道,城东北的贡院旧址“畚锸伤脉,玉盘既缺,灵气泄尽,不可仍也”,因此将新贡院建在有“郁葱佳气聚焉”的城东南隅承恩里,也就是现在文明路与越秀中路交界一带。按当时的说法,东南方是“紫气东来”之位,京城东南角就是太子读书之处。广东省博物馆专家刘丹介绍,从当时的广州府城地图上可见,广东贡院位于古城东南角,南临城垣,东依河涌,北为通衢,交通便利。而且,贡院西面一带有一个书院群,还有番禺学宫等官方教育机构。
随着广东的经济文化发展,参加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日渐增多。广东贡院又经历了多次扩建,到清同治六年(1867年),号舍多达11708间,规模宏大。至清末,广东贡院与顺天贡院、江南贡院、河南贡院并称为“四大贡院”。
三年考一回考期定八月
两广秀才广东贡院苦考
乡试三年考一次,一般在八月举行,所以也叫“秋闱”。《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是日,应试者由贡院东西门鱼贯序进,听唱名、搜检、入大门、给卷,各归号舍。试日,五鼓内帘出题纸。”
考生来到贡院,依次进头门、仪门、龙门。头门正中悬挂“贡院”墨字匾额,是点名入场的地方。仪门是考生接受搜检及等候之处。龙门是一座两层建筑,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在乡试中“鱼跃龙门”是考生们的梦想。
过了龙门,沿宽阔甬道直进,就到明远楼,是为监考而建。“明远”二字,取自《大学》“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之句。《广州府志》记载,明远楼坐北朝南,楼高两层,歇山顶、琉璃瓦、滴水剪边。它虽只有两层,却是当年这一带最高的建筑。
如今,明远楼前有一棵160多岁的木棉树,枝叶伸出院外,连起历史与现实。明远楼首层四面为门,记者拾级而上,二楼四面皆窗,雕梁画栋,绘了蝙蝠等祥瑞图案。
明远楼上下两层都有外廊与栏杆,清代每逢乡试期间,监考官就会登上这二楼,凭栏而望,贡院内外一览无余,其目之所及,皆为“号舍”,即考场。一万多间的号舍,是贡院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明远楼后面依次是至公堂、戒慎堂、聚奎堂。这是考官们阅卷、抄录榜文的地方。非但考生必须止步,考官也不能在三堂之间“串门”,而是得按照监考、阅卷、抄榜的分工各司其职,以免有串通作弊之嫌。
广东贡院的西墙当年是放榜之处,又称“龙虎墙”。原来,乡试放榜通常在寅日或辰日,寅属虎、辰属龙,故该榜又被称为“龙虎榜”,贴榜的墙为被称为“龙虎墙”。每逢乡试之年,岭南地区的秀才纷纷赶来应考,这里成了两广籍官员的福地,多少人从这里起步,经历9天6夜的三场乡试后实现“龙门之跃”。
科举轶事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
吃喝拉撒睡考全在号舍
连考九天六夜备受煎熬
当年,读书人考取功名的过程远没有想象中容易。仅是在考场内熬上九天六夜,就让考生在体力与智力上经受双重考验。与现在“考场有空调、全家齐送考”相比,当时的考试条件十分简陋。
笔墨纸砚、糕饼馒头一一切开
乡试考前检查之严格,甚于现在的机场安检。进场前,每一名考生必须脱衣解履,让号军(负责监督考场秩序的小吏)搜查是否夹带作弊。这时,号军会打开每个考篮,仔细检查里面的笔墨纸砚、衣帽鞋袜、糕饼馒头,甚至还要剪开衣服、切开糕饼,看看里面有无“小抄”。检查完考篮,还要查验“准考证”。朝廷严禁“考试移民”,除了监生、贡生可以赴京参加乡试之外,普通秀才只能在规定的省城参加乡试。试想,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大雨滂沱,上万考生排长队等候,逐一接受检查是何等景观!通常从考试前一天的凌晨三点开始,考生就得排队候场;一直到太阳落山了还有人在等。考生、考官难免心浮气躁,现场时有冲突。清初大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写道,有考生初次参加考试,因考官搜身过严,态度也差,故而怒掷笔砚,转身离去,不考了!临去还扔下一句吐槽:“此岂朝廷所以待士耶!”
好不容易点完名,考生领了答题纸“卷纸”,开始进场寻找自己的号舍。号舍一人一间,按照《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顺序一字排开,“天”字在东、“地”字在西、“玄”字在东、“黄”字在西,如此类推,排完为止。在上万间号舍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间,想来也得颇费一番功夫。
据清末探花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广东贡院的号舍高2米、宽1米,深1.3米,举手就能摸到屋檐,躺下后脚又会露在外面。每间号舍里都配有上、下两块板。白天考试时,一块当桌子、一块当凳子;晚上睡觉时,把上层板抽下来,与下层板拼在一起,就算一张床了。九天六夜的考试,考生就吃喝拉撒睡全在这约1.4平方米的号舍里。
其实,广东贡院比另外三大贡院建得晚,硬件条件已算最好,比如空间稍大一点,上下板也长短一致。然而,无论考生怎么躺,都只能蜷缩在木板上,一觉醒来必然腰酸背痛,苦不堪言。
“题目纸来了!”后半夜,随着号军一声通知,考生们揉揉眼睛,立刻爬起来秉烛答题。考生既要当心蜡烛点燃试卷,还要省着点用,因为这根蜡烛还要留着第二天做饭,不然只能啃干粮。水也要省着点喝,一来,贡院的水井三年一用,水质没保障;二来,少喝水也能少上茅房。一旦申请去厕所,监考官就会在考卷上盖个戳,留下考试中途如厕记录。试卷上有这个戳,会被认为对圣人不敬,大大降低考中概率。
考试作弊入刑兼充军
决定考生命运的九天六夜,都考什么呢?第一场考《四书》;第二场考《五经》;第三场考策问,到了清末还会考点科学知识。考生最怕的是在答题中违规。鲁迅纪念馆收藏了一个清朝时的“魁元卷夹”,它是科举考试中考生购置来夹考卷的夹子,内页写着答卷时的注意事项、示范样例。如果考生没有严格按照格式答题,后果会很严重。据《清史稿》记载,考试中出现越幅(中间有空页)、曳白(白卷),都算违规,会有相应处罚。考生一旦被发现作弊,则要枷号三个月示众,甚至还被杖责一百,发往边疆充军。
科举考试也有“加分项”。广东最后一个状元梁耀枢当年的殿试试卷虽名列前十名,但并非“第一”。阅卷官员们见梁耀枢的试卷行文流畅、整洁无暇,一致推荐点他为状元。
乡试一共考三场,每场持续3天2夜。除了中间两次换场外,其余时间考生都要在贡院的号舍里度过。号舍内逼仄闷热、蚊虫叮咬,考生中暑、生病者更不在少数。遇上大雨倾盆,考生还要用身体护住试卷,因为一旦试卷破损就会作废,求功名还得再等三年。
九天六夜备受煎熬,难怪清代蒲松龄通过《聊斋志异》感慨,“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康梁”广东乡试均列第八名
有秀才从60岁直考到99岁
放榜时刻,万人空巷,“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龙虎墙前,挤满了一张张或年轻或年老的面孔。他们踮着脚、伸长脖子,瞪大渴望的眼睛,努力地在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榜上有名者,春风得意马蹄疾;名落孙山者,对饮悲歌泪满襟。每逢乡试放榜,龙虎墙下就是一场大型“真人秀”——
有人乍闻中举,“喜极而疯”。在清代文学家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中,当范进得知自己中了广东乡试第七名时,往日的委屈憋闷和一举成名的狂喜交织在一起,竟然牙关咬紧,不省人事,醒来后疯疯癫癫,一脚踹在塘里,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一身污水,拍手笑着,全然忘形。其实,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范进”何其多!这个故事或许就来源于吴敬梓自己经受屡试不第的煎熬后的真实心境。
有人“百岁观场”,激励后生。拥有秀才资格,可无限次报考乡试。广东人黄章从20岁开始走上“考试之路”,到60岁才中了秀才,又考到99岁,还没中举人,差点成了广东贡院的“钉子户”。康熙二十年(1681年),时年99岁的黄章让曾孙提着“百岁观场”灯笼参加广东乡试。他依旧名落孙山,不过,时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都嘉奖他锲而不舍的精神,专门赠给他银两和布匹,以激励后生。
有人“祖孙同榜”,留下传说。据说在清代康熙年间有个名叫王健寒的读书人,寒窗苦读数十年,却总是差一点运气。到了乾隆年间,他的孙子都能参加科举考试了,而他连个秀才都没考到手。科场失意的王健寒索性与孙子一同进场。没想到,祖孙俩竟然一齐考中秀才。此时,王健寒已寿过103岁,人称“百岁秀才”。有人赠匾称他为“岭南春永”。广州越秀区现在有一个巷子名为“百岁坊”,附近还有个百岁坊公园,就是由此故事而来。
在广东贡院中举的骄子中,康有为与梁启超在近代历史上颇有影响力。巧的是,两人的中举时间虽然相差四年,但均以第八名的成绩中举。
放榜第二天,新科举人就会去参加广东巡抚衙门举行的“鹿鸣宴”。“鹿鸣宴”由地方官举办,邀请新科举人以及主考、监临、学政等参加。宴席上,新科举人先谒见主考官等,然后依次入座开宴。席间,演奏《诗经》中的《鹿鸣》之章,作魁星舞。为何叫“鹿鸣宴”?史籍中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鹿一贯被尊崇为仙兽,喻指难得之才,“鹿鸣宴”意指重才之宴;另一个说法是,鹿与“禄”谐音,寄托着古人对新科入举学子能够升官发财的祝愿,但读书人又自诩清高,于是取了“鹿鸣”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鹿鸣宴”之后,许多新科举人丝毫不敢放纵自己,开始准备第二年春天进京参加会试。广州城北有一条古驿道,就是当年举人上京赶考的必经之路,被称为“大官路”。
文脉传承
千年科举制度一朝终结
大批新式学堂陆续开办
近代以来,科举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人们求变求新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联名上奏清廷,建议废除科举考试。这一建议得到批准,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9月),清政府颁布停止科举考试的上谕。至此,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广东贡院的号舍被陆续拆除。不过,从这里延伸出来的文脉并未中断。据清宣统年间《南海县志》记载:“光绪三十年,以贡院改办两广速成师范传习馆兼练习员练习所。三十四年改建优级师范学堂。”贡院原址上建起了师范学堂的大礼堂、东堂、西堂等校舍,为新学培养教员,继续向社会输送人才。
民国学者于衡甫在描述从贡院到新式学堂变化时写道:“昔年曾此猎科名,清代罗才网特宏;明远楼前排号舍,至公堂上秉文衡。棘围今作高师校,金榜谁掎举子棚;一葛三千黉秀士,不堪回首问鹏程。”这里的“棘围”,指的就是贡院。
1912年,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孙中山发布帅令,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大学等广州地区新式学校整合,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并亲笔题写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孙中山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成为广东最高学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是全国贤达之士的聚集地。鲁迅、郭沫若、冯友兰、容庚等蜚声海内外的名家大师都曾在中山大学任教。
1929年,贡院旧址还建起了天文台,它是广东第一座、中国第二座天文台。1934年,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落成,各学院先后迁入石牌校区。位于广东贡院旧址的中大校舍则交由中大附中(广东实验中学前身)等附设学校使用。抗日战争期间,大部分校舍被炸毁,明远楼、大钟楼(当年两广优级师范学堂的大礼堂)、西堂等得以侥幸保全。
贡院遗迹今犹在
文脉传承看今朝
如今的广东贡院旧址可谓是“古今同框”。清朝时期的明远楼、龙虎墙等遗址,与比邻而居的广东省博物馆(文明路馆区)、广州鲁迅纪念馆、中山图书馆相映生辉。
明远楼一直是文化传承场所,上世纪八十年代归广东省博物馆管理。如今,明远楼变身为广东贡院陈列馆。大钟楼则成为广州鲁迅纪念馆等场馆,见证沧桑岁月。
大钟楼东侧的广东省博物馆(文明路馆区)是世界各地观众品味优秀岭南文化、了解广州历史、赓续岭南文脉的重要平台。大钟楼西侧的中山图书馆更是广州人的文脉书香之地。中山图书馆典藏丰富,闻名海内外,每天都有无数读者进馆借读资料、查阅典籍,遨游于知识的海洋。
从中山图书馆西门出来,有一条以“龙虎墙”命名的巷子,就源于广东贡院龙虎墙。
龙虎墙巷子不深,既有机构单位,又有居民楼。为数不多的几家小店,都经营着与古代贡院密切相关的文房四宝、字画装裱、甜品美食等,每逢高考、中考放榜前,都能见到家长带着孩子来“摸墙”,以期得个好彩头。
漫步广东贡院周围的街巷,好彩头也藏在路名中,如“拾桂坊”等皆取科举考试高中“蟾宫折桂”之意。还有人民南路的“状元坊”,海珠中路的“擢甲里”“福地巷”等也因贡院而声名远播。
不远处,旧的祠堂、书院、学宫等也焕发新的活力,传承历史文脉。位于今文德路与文明路交界的广府学宫,曾经是广州府官办的最高学府,是岭南尊孔崇儒基地。如今这些场地成为中小学校、文化宫等。
清代所建的陈氏书院,又称陈家祠,位于中山七路,是专为陈氏宗族子弟赴广州备考科举等提供的临时居所,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装饰最精美的祠堂式建筑,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的明珠”。如今,陈家祠变身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雅书院则是今天的广雅中学,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活的见证”。
钩沉
清末越来越多广东人改上新式学堂 首批出国留学幼童从贡院起步
作为清末全国四大贡院的广东贡院,在清代出了多少举人呢?根据阮元《广东通志》、戴肇辰《广州府志》等史料记载,清朝一代,广东贡院共举行109科乡试,产生举人7000多名,走出进士1071名,状元3人。其中很多人成为影响时代发展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如学界巨子南海人朱次琦和广州人陈澧并称“岭南两大儒”。
“康梁”一道倡导新知
清朝晚期,从广东贡院也走出了一批学习国外先进文化思想的新型人才。“康梁”便是代表。康有为在广东贡院附近创办万木草堂,开班讲学。梁启超为首批康门弟子,师生一道在广州倡导新思想,翻开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道路探寻的新一页。至今,广东贡院明远楼内不仅立有“康梁”雕像,楼内外“天开文运”“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的牌匾均取自“康梁”手迹。
晚清时期派留学生出国留学,是中国接受近代文明的重要渠道。广州首开先河,以广东贡院为始。1872年初,清政府在广东贡院设立“留美幼童先修班”,被精心选拔的幼童,在贡院集中学习了数月的英语后,便漂洋过海,成为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公派留学生。
此后三年里,清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留美幼童,其中广东籍83位。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幼童中绝大多数都成为近代中国的脊梁人物,如中国“铁道之父”詹天佑,“中国机器采矿创始人”吴仰曾,促成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梁诚,清华大学创始人唐国安等。
与此同时,一批新式学院也在广州兴起。1883年,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南下广州任两广总督。赴任后,张之洞决定创办一所有别于传统的新型学院,培养适应岭南洋务运动需要的新型人才。四年后,张之洞在“省城西北五里源头乡”(现广雅中学校址)创办广雅书院,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之意。
广雅书院课程内容有别于传统。张之洞在奏折中说,创办书院之举,就是为国家培养博古通今、明习时务之材。那个年代,广雅书院就已开始向学生讲述化学、光学、西医、铁路、经济等。正如1901年粤海关英国籍税务司马根在《粤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所言:广东很多人越来越趋向于放弃旧学,转向新学。
1902年,广雅书院改名为两广大学堂,与湖北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并称为全国的“四大学府”。一时间,书院、私塾变学堂,新学机构纷纷兴起,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
清末四大贡院
明清年间,朝廷在京师及各省会城市设立贡院,进行乡试。到清光绪元年(1875年),全国共有17座贡院,其中,顺天贡院(北京)、江南贡院(南京)、河南贡院(开封)、广东贡院(广州)因规模突出,被称为“清末四大贡院”。
顺天贡院:又称京师贡院,位于北京,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至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考棚号舍有10402间。1900年,因战火贡院被毁,顺天乡试移至河南贡院举行。
河南贡院:始建于明初。清雍正九年(1731年)迁往开封城东北隅的上方寺内(今河南大学),最多时号舍达11866间。如今,河南贡院建筑无存。
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明代一度成为苏皖两省乡试及全国性会试考场。至清同治年间,拥有考试号舍20644间,为全国最大贡院。如今在江南贡院基础上建起了中国科举博物馆。
广东贡院:位于广州,始建于宋代,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建于现址(今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215号一带),此后多次扩建,至清同治六年(1867年),号舍多达11708间。
(资料来源:刘丹著《广东贡院——考场与科举4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