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个小城，开车从市中心出发，10分钟就出了城。道路两边整齐的行道树，很快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取代。

　　空中鸟瞰，沙丘，戈壁，远处的三危山苍凉静默。一条狭长蜿蜒的绿洲，古老的石窟隐隐若现。我们向工作人员请教时得知，绿洲中的树木，很多都是在莫高窟工作的老先生种下的。

　　“一代又一代，才有了莫高窟今天的繁荫。”

　　我为莫高窟“修史”

　　王娇是敦煌人，2014年从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毕业，2015年进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7年来一直从事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

　　20世纪以来，“敦煌学”研究成果丰硕，各种相关出版物层出不穷，但一直缺少一部权威、翔实、成体系的科学档案资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一部大部头作品，背后的辛苦可想而知。王娇作为考古报告工作团队一员，参与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总计30余万字，已历时十余年。而根据计划，这样的考古报告要做100卷。

　　“一个遗迹现象，要反复去洞窟观察核实，每个细节都可能蕴含着重要历史信息。”

　　从洞窟回来，紧接着就是大量的案头工作。考古报告是一项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合作的团队工作，翔实的文字记录、严谨的测绘图、全面的摄影图版、科学的分析报告缺一不可。

　　王娇最大的压力还不在工作本身。《敦煌石窟全集》第三卷、第四卷的撰写工作已经开始筹备，参与者大多是90后、95后，王娇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老一辈研究者的接力棒，必须得接住”。

　　对王娇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在洞窟中发现从未被发现的细节和信息，经过整理介绍给更多的研究者，是他们最有成就感的事。

　　我在莫高窟“面壁”

　　第一次见到杨金礼，是在莫高窟第231窟——这是一个中唐时期开凿的洞窟，距今已超过1200年。虽然洞窟外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但在窟内还要穿上厚厚的外套和护膝。杨金礼坐在小板凳上，面向南壁，正对一幅经变画。他专心致志地盯着壁画，半天都没动一下。

　　作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壁画修复工作者，他考虑的是如何对出现病害的壁画进行修复。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会产生许多病害，包括起甲、空鼓、酥碱、微生物污染等等，如果不及时修复，就会有损毁消失的危险。

　　“比如起甲壁画，颜料层起翘后会自然脱落，如果不用专业技术手段干预，壁画一点点地脱落，很快就不复存在。”

　　1987年出生的杨金礼，19岁就来到莫高窟，刚开始师父从不让他碰壁画。两年过去，师父把杨金礼叫到身边，决定带他一起修复，“对待壁画一定要认真，要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十几年之后，杨金礼依然记得这句话。

　　“干这一行，心要沉得下，屁股要坐得住。”杨金礼说，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每年从3月开始一直到10月，一个中等大小的石窟，一个修复团队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20世纪70年代是敦煌研究院自主修复壁画的起点，也是莫高窟的“抢救性保护期”。众多莫高窟工作者克服物质材料的极度匮乏，在缺乏成熟技术和理论的背景下，在黑暗中摸索，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修复流程。

　　莫高窟的保护修复经验，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也被运用于众多石窟寺的保护修复工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没有前辈们吃的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环境。”杨金礼感叹。

　　我替莫高窟“画像”

　　刘小同来到莫高窟，成为一名临摹师，用他的话说，“合适”。

　　2014年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刘小同背上画板和行囊，买了张北京到敦煌的硬座车票，坐了二十几个小时，来到了莫高窟。

　　“静”是刘小同对莫高窟的第一印象。戈壁滩上的时间好像慢了下来，这样的节奏，除了画画，“心无杂念”。作为壁画保存保护的重要手段，临摹分为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即使在数字化技术不断更新的今天，临摹依然具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都不一样，大到风格构图，小到弹线晕染，都不尽相同。”刘小同说，数字化技术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尤其对于一些有损毁的壁画，想要恢复只能靠临摹师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

　　顺利入职研究院后，画室变成了家，安个折叠床，置办个冰箱，了却后顾之忧，一头扎进了莫高窟的世界。斑驳的色彩、交织的线条、深邃的笔触，厚重的历史被娓娓道来。

　　走进古人的世界，揣摩古人的用意，真实完整地恢复壁画原貌，是一代代莫高窟美术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如今刘小同正和同事们一起，致力完成莫高窟第172窟的整窟复原临摹，这项工作从2017年开始，预计到2023年结束。据新华社电（记者 刘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