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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羽毛球“教父”傅汉洵:

让羽球的种子在广州发芽壮大

广州羽毛球“教父”傅汉洵
    傅汉洵(后排左三)与广州羽毛球队的第一批运动员合影。
傅汉洵20世纪用于维修羽毛球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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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球是广州这座国际体育名城一张亮丽的名片。半个世纪以来,从广州走出的羽毛球奥运冠军与世界冠军多达8人;早在10多年前,广州的羽毛球人口已经达到300万;广州更是中国首座羽毛球办赛“大满贯”城市,举办过全部世界大赛。

  在讲述广州羽毛球“威水史”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他就是把毕生投身中国体育事业的广州羽毛球“教父”——傅汉洵。上世纪60年代,傅汉洵从印度尼西亚远涉重洋,排除万难回到广州报效祖国,代表广东队夺得全国冠军。上世纪70年代末,傅汉洵与妻子曾秀英携手创建广州羽毛球队,从此广州在全国羽坛占据重要一席。当年回国,傅汉洵是为了实现父辈的期望,为祖国夺得羽毛球世界冠军。运动员时期无法达成的目标,他最后以教练员身份实现,先后培养出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张洁雯、谢杏芳六位世界冠军,张洁雯更创造广州羽坛历史,成为奥运冠军。81岁的傅汉洵对填补我国羽毛球事业空白以及培养优秀羽毛球人才作出巨大贡献。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敏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敏、苏俊杰

  其人

  与妻执教五十载,既教球又育人

  傅汉洵祖籍广东潮阳,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先达市,父亲傅高宾是当地侨领。傅汉洵从小展示出过人的运动天赋,在没有完全得到专业羽毛球指导之下,17岁的他就已夺得北苏门答腊省羽毛球比赛男单亚军,更被当时“印尼羽毛球之父”、印尼羽协主席苏迪曼相中,提出让他进入印尼国家队训练。傅高宾心系祖国,认为儿子既然具备成为羽毛球运动员的能力,那必须是代表中国队。当时中国的羽毛球发展刚刚起步,十分缺乏人才,而印度尼西亚视这项运动为国球,竞技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得知广东羽毛球队求才若渴,傅高宾立即安排未满20岁的傅汉洵乘船回国。

  傅汉洵在运动员时期曾经代表广东队参加全国比赛并夺得冠军,也曾经代表中国男队与印度尼西亚男队、丹麦男队等世界劲旅同场竞技。与傅汉洵几乎同期从印度尼西亚回国投身羽毛球事业的还有侯加昌、汤仙虎等人,他们后来都为中国羽坛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傅汉洵在广东队期间与从马来西亚归来的队友曾秀英志同道合结为夫妇,二人在退役之后双双拒绝不少到海外发展的机会,选择留在广州为国家培训羽毛球后备人才。

  在1970年退役之后,傅汉洵成为广州体育馆体校羽毛球班的教练,专门针对少年儿童招生。他和妻子的共同目标,是努力培养中国新一代羽毛球人才,寄望弟子们将来完成自己未能实现的夙愿——代表中国羽毛球队站在世界大赛的最高领奖台。羽毛球班刚刚开设的时候可谓百废待兴,当时广州几乎找不到拥有羽毛球训练基础的少年儿童。傅汉洵和曾秀英商量之后,认为首先要把本地小学的体育老师动员起来,让他们在校园里开展羽毛球训练。

  为了觅得有潜力的苗子,傅汉洵几乎跑遍广州老城区的小学,既亲身示范羽毛球训练要领,又苦口婆心力劝学校负责人支持这项运动的开展。1973年,广州市体委成立广州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傅汉洵担任该校羽毛球队教练,在瘦狗岭一个破旧的水泥地礼堂里,他带着后来陆续成为世界冠军和国家队主力的小队员们埋头苦练,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国青少年比赛中屡创佳绩,书写“业余队打败专业队”佳话。正因为傅汉洵麾下的运动员们成绩突出,1978年,在中国羽协建议之下,在广东羽毛球队之外,以广州市中心体校羽毛球队为基础,广州单独组建一支市级专业羽毛球队,这在当时开创了市一级单位成立专业羽毛球队的先河。当年12月,广州市羽毛球队正式成立,傅汉洵和曾秀英担任教练,队员人数有着严格的编制限制,五男五女成为第一批广州队队员,其中包括后来九次夺得世界冠军的关渭贞、现任广州队总教练杨新芳、中国香港队总教练何一鸣等。

  傅汉洵对羽毛球人才的选拔可谓不拘一格。他注重全面素质,不唯身高论,曾经力排众议选用一些个子不高但是打球非常有想法和特点的队员,曾经夺得尤伯杯女团冠军以及奥运会女双铜牌的广州市羽毛球协会主席林燕芬就是其中最成功的范例。傅汉洵还十分看重队员的品质以及对羽毛球的热情,曾经担任广州队总教练的高军,当年每天下午趴在体育馆玻璃门外看训练,傅汉洵特地走到球馆外了解情况,发现他是可造之才,于是就把他吸收进队。他与妻子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既教球又育人,从竞技层面上,他们的目标是培养世界冠军,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冠军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对每一个曾经接受他们指导的弟子,夫妇二人更注重打造他们的体育精神以及争冠之心,这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从1981年开始,除了担任广州羽毛球队教练之外,傅汉洵还兼任中国青年队教练。在中国队参加重要大赛的时候,他还进入教练组团队。1986年,中国队赴印度尼西亚参加汤姆斯杯尤伯杯世界羽毛球男女团体锦标赛,傅汉洵夫妇双双以调研组成员身份随队出征,当时夺得尤伯杯女团冠军的中国女队主力中就包括了他们的爱徒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此外,傅汉洵还曾经被国家体委外派到新加坡担任该国羽毛球队外籍主教练,并带队在东南亚运动会取得历史突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广州队面临新老交替,傅汉洵一直注重后备人才培养,于是定期到广州中心体校观看少年队训练,他对身体条件突出的张洁雯与谢杏芳留下深刻印象。经过一番努力,这两名小队员终于被收入广州队。张洁雯夺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双金牌。当时,傅汉洵就在雅典现场为爱徒呐喊助威。谢杏芳多次夺得世界冠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摘下女单银牌。她们成为傅汉洵执教生涯后期最耀眼的两名大弟子。很多人以为张洁雯和谢杏芳是广州队从北方引进的选手,每当此时,傅汉洵总是骄傲地说:不!阿雯、阿芳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妹。

  2018年9月,《赤子情 羽球魂——傅汉洵回忆录》出版,广州市体育局为傅汉洵颁发广州羽毛球运动“终身成就奖”,吴迪西、林燕芬、张洁雯、谢杏芳等世界冠军现场向恩师送上祝福。

  其言

  桃李满天下,是作为教练最大的幸福

  广州日报:上世纪70年代初,您在广州体育馆体校羽毛球班执教的时候几乎跑遍了老城区的小学发掘苗子,都去了哪些学校?当年的条件十分艰苦,羽毛球又是一项耗材的运动,教练们是如何保证训练用球的呢?

  傅汉洵:当时我们去得比较多的学校,有沙面小学、东风二路小学、中山五路小学、先烈东小学等,其中不少后来都成为了羽毛球特色学校。当年我们对羽毛球训练用球的珍爱程度,是把每个球上折断的羽毛拔掉,重新换上新的羽毛继续训练,直到整个球都不能再续接羽毛为止。即使那样残缺不全的球,这些学校的老师们每周接受培训,走的时候都要带走一些给学生们训练。有老师动员学生们收集鸡毛、鸭毛补球,结果还发生让家长哭笑不得的事情:他们发现家里养的鸡鹅鸭少了一些翎毛,原来是被孩子拔了回去修补羽毛球。

  广州日报:您的第一批世界冠军弟子,当年在广州市中心业余体育学校训练羽毛球期间还曾经养猪,据说当时训练条件之差,让对手都不敢相信?

  傅汉洵:在瘦狗岭礼堂训练的时候,第一次走进训练场馆,我都惊呆了,门窗千疮百孔,水泥地面粗糙不平,头顶是简陋的石棉瓦。冬天里,穿堂风呼啸而过,后来好不容易把窗户补好,30多名队员与乒乓球队共用一个训练馆。礼堂里夏天的温度超过40摄氏度,不得不加装一台大功率的鼓风机用以通风。队员们上午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做作业,课余还要参加劳动。当时我们队伍还承担了体校的一个重要任务——养猪。全校师生都指望着猪圈里的几头猪给大家加餐补充营养,所以,小队员每天排班轮流喂养它们。我的队员现在依然难忘当年在体校的岁月,还记得一个台风袭来的凌晨,10岁出头的他们一起冒着狂风暴雨冲向倒塌的猪舍,为了保护那几只“全校的希望”。我们后来在全国比赛取得佳绩,上海队专门到广州取经,教练蒋永谊看到我们在水泥地面的破旧礼堂里训练,当场傻了眼,还以为我骗他。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广州羽毛球教父”这个头衔?近年来,广州体育提倡弘扬冠军精神,羽毛球冠军们激励着一代代广州体育人,而在广州建设国际体育名城的过程中,您认为羽毛球起到怎么样的推动作用?

  傅汉洵:外界给予我“广州羽毛球教父”的头衔,一开始我不太接受这种提法,总是一笑置之。因为,在我印象中,“教父”是好莱坞黑帮电影中的老大,我并不喜欢。后来,朋友劝我,现在广东省队、广州市队,还有很多业余队、培训班的教练都是我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教父”的教,也可以理解为“教练”的“教”,这么一说,倒是贴切的。我的许多学生后来都在从事羽毛球教学工作,而且不仅在广州,还到了亚洲、欧洲、北美洲的国家和地区执教。桃李满天下,就是我作为羽毛球教练最大的幸福。

  回顾我和曾秀英数十年的羽毛球教练生涯,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几代学生无论后来是否走上专业运动员道路,他们都承担起了让羽毛球的种子在广州发芽壮大的使命。我们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有6名世界冠军,其中1人还是奥运冠军。从我个人来说,父亲当年寄予在我身上、让我夺取世界冠军的梦想,我通过培养弟子,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从整个城市的体育发展来说,世界冠军的强大号召力进一步扩大广州羽毛球的国际影响力。出色的竞技成绩,大大增强广州成为“羽球之都”以及国际体育名城的说服力。

  采访手记

  这个“教父”不太冷

  无论傅汉洵过去几十年的身份如何变化,当他现身广州羽毛球队,大家仍然喊他“傅指导”。本期《老广州说》专访约在位于天河体育中心的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傅指导比约定时间提前了15分钟抵达,他的爱徒林燕芬提前为恩师找好了拍摄用的“战衣”——胸前印有“广州”二字的短袖运动上衣。

  广州羽毛球队现在的训练基地正是在中心的两个球馆内,傅指导接受完采访,迫不及待地观看徒孙们训练。广州队总教练杨新芳纠正道,不仅是徒孙,这些10多岁的队员应该是曾孙辈了。看完训练,傅指导找来一把球拍,开始指导“曾孙们”。杨新芳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着,她告诉记者,即使退休多年,傅汉洵和曾秀英现在还不时双双散步回到广州队,他们一辈子都在为广州羽毛球事业奋斗。队员们也特别珍惜傅汉洵夫妇回来指导的机会。

  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设有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展出广州羽毛球发展过程中的珍贵物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傅汉洵捐出的,包括了他当年的羽毛球鞋、运动长裤、整套球拍穿线工具等。他拿出这些工具,向记者示范如何穿线,当年的拍框还是木质的,他需要很费力才能用工具撑出球框标准的椭圆形,而现在的球拍穿线已经全部通过机器完成,他的工具成了“文物”。拿起当年的球鞋,他回忆起自己每个周末都要利用休息时间充当小队员们的“补鞋匠”,不仅要为他们送修球鞋,还是全队的理发师。

  60多年前满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以及对羽毛球的满腔热忱毅然回国,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从为国争光到桃李满天下,傅汉洵的奋斗史也是广州羽毛球发展历程的最佳见证。用超过半个世纪的奉献书写自己的赤子情、羽球魂,拥有“广州羽毛球教父”美誉,傅汉洵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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