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儿童主任作为家庭和学校之外离孩子最近的人，正是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扎进泥土的关键角色。广州市民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广州全市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共有1.7万名，全部落实分类帮扶保障。精准的数据和由此衍生的系列帮扶保障，都可追溯到这片土地上2806名儿童主任的社区工作中。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赞

　　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2022年6月1日是第七十二个国际儿童节，同时也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一周年。如今，保障每一个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已成为社会焦点。其中的关键，在于意外遭受病痛、伤害等变数，或因家庭问题陷入各种困境的孩子能否及时被发现，并第一时间获得对应的支持和关爱，社会各界又能否在其成长路上，铺平障碍。

　　走近“儿童主任”这一岗位，可以看到这片土地在“最后一公里”的未保工作是否完善，这座城市又是否做到对每一名儿童友好，而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是否都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摸排：

　　在数百名孩子中找到需要托底的人

　　日前，记者走访社区，探访儿童主任的工作。在广州市越秀区矿泉街机山巷社区居委会，苏嘉文的办公桌一侧贴着自己的身份标签——儿童主任。2017年，她来到机山巷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自那时起便开始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发现并为困境儿童提供保障。

　　苏嘉文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那些陷入困境的孩子。每年，她都要对辖区内所有儿童进行一次全面摸排，对儿童基本生活情况、监护情况、身心状况、学习情况等做出初步评估基础上，发现困境儿童，此后，每月要进行一次数据自查。苏嘉文说，摸排中主要发现孤儿、自身困境儿童、家庭困境儿童、监护困境儿童和临时困境儿童，并为每个人建立档案。

　　苏嘉文的办公桌另一侧则是一沓沓的儿童档案。她说：“机山巷经过摸底排查，确认了辖区内的10名困境儿童，具体的困境情况都不一样，我们要在档案最后列出目前已有的帮扶措施，以及接下来的帮扶建议。” 在苏嘉文等社区儿童主任摸底排查的同时，社区困境儿童的情况也会上传至街道儿童督导员，及时建立档案，一人一档，完整录入到“广东省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管理系统”中，街道儿童督导员和社区儿童主任定期入户走访。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则告诉记者，广州全市1.7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正是由此汇总而来。

　　托底：

　　给孩子的成长带去更多保障

　　摸清底数，只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一个开始。“我们会定期更新情况，同时也会留下手机号等联系方式，告诉孩子、监护人及周边邻居：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找我们。”苏嘉文至今还记得2018年8月的一天，自己突然收到了街坊的“求助”信息——低保家庭困境儿童林林（化名）十六岁，家中突遇变故，相依为命的母亲病逝，她非常迷茫、惊慌。苏嘉文说，林林面对的问题既有情绪上的冲击，还包括监护人的落实。那些天，她和社工找到了林林的远亲，好不容易确定其姑妈担任监护人，并解决读书问题。时间一晃而过，现在，林林已经在读大专，和苏嘉文依旧有联系。

　　实际上，指导受委托监护人签订委托监护确认书，督促监护人或受委托监护人依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正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一社区工作者回忆道，子李（化名）是一名智力障碍儿童，一直和养祖母相依为命。2021年，在一次走访中，社区工作者发现养祖母年事已高且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无力履行监护责任，黄埔区民政局牵头召集长洲街道、区残联、区妇联、区人民法院、区检察院、社工等多部门组成了特殊个案跟进小组，多方联动，推动监护权变更，最终帮助子李进入福利院，监护人变更为黄埔区民政局，为这个男孩“托住底”，并给他的成长带去更多保障。

　　除了监护权，确保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获得一系列社会支持同样重要。生活补贴、医疗救助、教育帮扶……在日常工作中，儿童主任需要对各类帮扶手段熟记于心。在越秀区一街道的低保单亲家庭中，孩子母亲比较抗拒和外界接触，儿童主任隔着一道门，对孩子的情况自然也了解不足。令当地一位社区工作者印象深刻的是，“儿童主任没有放弃，终于在一次聊天中了解到这户家庭的痛点——妈妈身体差，去不起医院，对未来很担心。当时，大家立马对接了医疗救助资源，也是从那时候起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记者观察：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需要社会多方形成合力

　　记者观察发现，近年来，“儿童主任”这一岗位职能和具体工作要求不断清晰。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广州市已全覆盖配齐176名镇（街）儿童督导员和2806名村（居）儿童主任，《广州市儿童福利工作政策选编》《广州市儿童督导和儿童主任工作手册》《广州市监护困境儿童安全保护工作指引》《广州市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规范》(试行)等政策文件先后出台，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亦开展了一系列培训，为儿童主任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指引。政策记得住、工作更规范、突发意外发生时也有经验可借鉴，儿童主任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儿童主任更多时候要在发现环节发力，提供支持的环节则需要社会多方形成合力。不少社区儿童主任表示，社区的资源始终有限，但一个孩子的需求正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要获得更好的成长必须获得持续性、专业化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教师、社工、慈善组织、社会服务机构都应该有所作为。

　　目前，广州不少市、区两级社会组织都在开展专业的社会服务，从儿童身心支持、慈善医疗救助，到职业生涯规划、个体价值探索，服务和支持方向日渐多元，这令不少儿童主任颇感欣慰。

　　“我们特别希望把市、区两级社会资源请进社区，和困境儿童精准对接。”一社区工作者透露，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仅仅局限在兜底工作上，“能让大家和其他孩子一样，在充满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特别关键，这时，特别需要畅通社会资源的对接渠道，让社区和社会上的爱心资源互相看见对方。”上述社区工作者说，“现在，我们看到不少地方也开始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从区的层面引入资源进社区，相信未来的孩子们，能在社区对接到更多资源。”

　　网络保护

　　去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明确非规定时间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今年5月，中央文明办等4部门发布意见，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

　　去年第四季度，国内未成年人游戏时长占比下降至0.9％。

　　欺凌防控

　　去年9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针对学生欺凌、校园性侵害等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构建专项保护制度。

　　今年5月1日起，每所中小学校要至少配备1名法治副校长，参加学生保护委员会、学生欺凌治理等组织。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校园暴力和欺凌犯罪案件较2018年同期下降74.7％。

　　预防犯罪

　　广州市针对具有一般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或免于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和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犯三种不同教育矫治对象，正在探索建设不同类型的专门学校精准施策分类矫治。

　　强制报告

　　据最高检统计，今年一季度，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西、宁夏等地强制报告案件量同比均增长一倍以上。

　　民政部已将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情况作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建设标准之一。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等也对相关行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