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6日上午，“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开幕。

　　这可能是广州近期最“光彩夺目”的一个展览了。展览的一切，都围绕着那些“珠宝”展开。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不仅是装饰品，还是地位的象征，也发挥着货币的功能。个头虽然不大，却让世界为之倾倒。

　　展览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主办，广州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对展览给予大力支持。可以说，这是一个荟萃了广州地区多家博物馆代表性珠饰藏品的重要展览。这个展览也为我们揭开了当时壮观的中外珠宝贸易网络的一角。

　　展览精选广州出土汉代珠饰文物232件套，通过“璀璨夺目” “匠心独运” “珠玉在侧” “美美与共”四部分，向公众展示汉代珠饰的艺术之美以及其承载的制作工艺、技术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历史信息。展览展期自2022年5月26日至10月9日。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维宣

　　通讯员：穗文考

　　从“极罕之物”到“稳定增长”

　　策展方介绍，广州考古出土两汉时期珠饰两万余颗，材质丰富、形制多样、色彩斑斓，且来源广泛，见证了岭南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路进行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为我们重现了汉代番禺“珍奇荟萃、商业繁华”的生动历史画卷。色彩纹理包罗万象、工艺装饰复杂精良、文化交流内涵丰富的各类珠饰，或源于自然的玉石、或人工提炼的金属、或人工合成的材质，充分体现了先民的审美与智慧。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介绍，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用植物种子、果实、贝壳、兽骨等制作珠饰；新石器时代，有了玉石、金属和人工合成材料。在汉代，珠饰一直是中国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输入的主要商品。

　　中国的古代珠饰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洛阳金村8座被盗周代墓葬中的发现，遗物中包括了蜻蜓眼玻璃珠在内的玻璃制品。广州在1950-1961年对409座两汉墓葬进行发掘后，从中发现了玛瑙、鸡血石（红玉髓）、石榴石、煤精、水晶、硬玉、琥珀和玻璃等不同质料的串珠，开启了广州汉代珠饰研究之路。

　　据介绍，2016年以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广州出土汉代珠饰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出版《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学术专著，引起学界热烈反响。2021年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启动“岭南出土汉唐珠饰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课题，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考察珠饰发展。这次展览，是专题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将广州汉代珠饰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西汉前期处于第一阶段，珠饰属于罕见的奢侈品，只有少数高等级王公贵族才能享用，“数百座墓中仅有14座出土珠饰3255颗，其中的3100颗出自王墓”，而且绝大部分是玻璃珠。西汉中后期是第二阶段，汉武帝灭南越国后，遣使开辟中国通往诸国的航线，海外货物进口数量大增，珠饰在上流社会流行开来，“这一时期的墓葬有89座出土珠饰6812颗”，且品种激增，除了玻璃珠之外，红玉髓、玛瑙、水晶珠的数量都大大增加，还出现了绿玉髓、琥珀、石榴石、绿柱石、银、陶等珠子。第三阶段是东汉时期，珠饰数量稳定增长，并有可能在本地制作，“这一时期的墓葬有139座出土珠饰11236颗”。

　　番禺出土珠饰其他地方罕见

　　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可分为人造与天然两个大类。

　　人造材料的珠子中玻璃珠非常引人注目，在古代又有琉璃等多种叫法，目前发现的有圆形、双锥形、扁平六方桶形、榄形、棱柱形、管形、十四面体、三角形等。其中的精品在很多时期和地区堪可比拟宝石。

　　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广州发现的汉代珠饰中，钾玻璃，特别是中等钙铝型钾玻璃、低钙高铝型钾玻璃占有绝对优势。据认为，这类玻璃珠首先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珠饰制作中心阿里卡梅度生产，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而后沿海岸向东传播。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前后，也即我国两汉时期，此类珠子遍布东南亚地区。专家们推断，这类珠子可能是印度或东南亚的工匠们制作，沿海路进入中国，也有可能是中国工匠掌握了相关技术而自己制作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就记载：“外国作水精（即玻璃）碗……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

　　广州出土的珠饰中属于铅钡玻璃和铅玻璃系统的也不少，特别在西汉前期的考古发现中比例很高，南越王墓出土的玻璃贝、玻璃珠，广州汉墓M1048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等，都属于这种。这个体系的玻璃被公认为中国独创。广州出土的这些玻璃珠应该是国内生产，可能来自湖南、中原，也有可能是南越国自产。此外还有钠钙玻璃、纳铝玻璃、混合碱玻璃和钾铅玻璃等制成的玻璃，结合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可知它们也大多也与早期国际贸易网络有关。

　　一些研究者指出，广州汉代仅玻璃珠就可以分为七种成分体系，其中两种为我国自制，而更多的其他种类则可能来自南亚、东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区。对不同来源珠饰的探讨，显示番禺是岭南最大的海外货物集散地。如此大量的外来珠饰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港口城市的考古发现中也实属罕见。广州出土珠饰之多、品种之丰富、器物之精美，从侧面印证了都会番禺的富庶。

　　其他天然材质中，透闪石软玉、绿松石、煤精珠饰属于中国传统玉石制品，本土出产为主；水晶珠部分国产，部分进口；琥珀原材料可能多数来自缅甸，由岭南工匠在本土制作，但也不排除来自地中海、波罗的海的可能性；玉髓类珠和海蓝宝绿柱石、石榴石原料来自南亚，输入我国的途径大致可分为直接输入和经东南亚中转两个途径。

　　汉代珠饰显示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

　　珠饰的使用，通常与其他装饰品和日常服饰、器物相伴随。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推测，与汉代珠饰一起在岭南大地上进出的，还包括许多其他的货品，同时也一定伴随着审美情趣、加工技术、材料认知等方面的互相交流和借鉴。这种中外之间、中华大地不同地区之间的沟通，正体现了文化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分享与互动。

　　所以我们能看到，展览在展示精美珠饰文物的同时，注重沉浸式观展、互动式体验，布置从地面到天花板包围式复原海洋场景，邀请馆校共建单位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老师以广州出土汉代珠饰为主题，开展文物活化利用创造，设计符合当代审美潮流的艺术品进行展示，倾力打造绝美珠饰复刻品供观众试戴体验。

　　在现场，南汉二陵博物馆合作共建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志愿者们身着以广州出土汉代的珠饰复刻品和活化艺术品为题材，编排了“只此绚丽”珠饰走秀与《相和歌》盘鼓舞；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老师还现场演示了广州汉代蜻蜓眼玻璃珠的烧制技艺。而配套文创——“琉”光溢彩玻璃杯套盒以出土于广州市越秀区恒福路银行疗养院西汉墓的无色透明玻璃杯为原型，以文物裂痕作为设计元素，在古物的基础上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活化。

　　很多古代制作珠饰的材料，比如玻璃，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寻常了。但小小的珠饰之所以在古代能够漂洋过海，是因为它们的精美，也是因为它们在技术上的“神秘”。它们是人类爱美之心和探索精神的汇聚点，而且由于它们“很容易通过商业途径传到远处，因而能展示距离遥远的两个文化之间不为人知的联系”，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古代世界的“文化足迹”。

　　小小的珠子，真的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