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德市博物馆3楼的修复室，数万块大小不一、纹路各异的碎陶片正按照特定次序堆放在地板上。这些陶片出土于英德岩山寨遗址，这一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存距今约5500年至2500年，在去年入选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遗址填补了岭南文明起源阶段的聚落考古空白，并写入今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该遗址出土实物中尤以陶器最多，但绝大部分都已破碎，要想知道这些陶器的本来模样，修复是唯一的方式。

　　65岁的柯传伦师傅是一位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陶瓷器修复技师。今年刚过春节，他就来到英德修复岩山寨的出土陶器，几个月下来已修复了30多件陶器，“修复陶器就好像拼拼图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和无聊，但当我们成功把陶器修复出来，那种成功的心情仍是相当喜悦的。”30多年来，他跑遍江西、广东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考古遗址，用高超的技艺修复了诸多出土陶瓷器。他告诉记者，如今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位有耐心、有恒心的年轻人，传其技艺，继续修复器皿，向世人“诉说”我们远古祖先的故事。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修旧如旧”是原则

　　“你看这口大陶釜，估计给十几个人做饭都没问题；还有这口三足陶鼎，鼎下面可以生火，它还是夹砂的，保温性能好，可以说是一口原始的砂锅；还有这种陶豆，有点像是一个高足盘，下面是一个细长的杆，上面可以放食物……”柯传伦饶有兴致地向记者展示这几个月来的修复成果。陶器中最大口径目测有60厘米左右，宛如一口大米缸；小的陶器中，口径七八厘米的很多，宛如一只小水杯模样。从一块块碎陶片到形状完整的陶器，它们宛如“复活”了一般。

　　记者看到，大部分修复好的陶器都有一大块白色的部分；用肉眼细看，能看到陶片之间有一条条细微的裂纹。柯传伦告诉记者，白色部分是修补上去的石膏，“修陶器就像拼图，每当我在陶片里确认找不到‘拼图’了，那么这些找不到的部分，我就会用石膏来代替，而其他陶片，我会用加固剂先加固陶片，然后用黏合剂粘贴起来。我们的修复原则是‘修旧如旧’，用石膏来填补缺损的部分，也是为了让大家一眼看清哪些是古代的陶片，它缺损的位置有哪些。”

　　修复陶器需要首先找到器皿的一些重要部分，比如位于陶器口沿、肩部、底部的关键陶片。柯传伦会先在碎陶片中找这些部分，集中放到箱子里，然后再从数万份碎陶片中寻找其他属于该陶器的部分，“很多时候，陶器的口沿只有不完整的扇形，我们就要依靠几何知识，来计算和重构它圆形的口沿；找到陶器的肩部，就能让我们知道这件器皿的弧度；而陶器的底部能让我们了解陶器底部的直径和弧度是如何的。”

　　他告诉记者：“广东大部分地区属于强酸性土壤，加上年代久远，陶器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找到很少部分的碎片进行修复，而有些陶片已经软得像泥土一样，一碰到水就会化掉，这些无疑都增加了我们的修复难度。”

　　尽管年事已高，但柯传伦每天仍固定工作8小时，修复文物的注意力一旦集中起来，往往连饭点都会忘掉。

　　“陶片是靠摸出来的”

　　采访当天，柯传伦正在修复一个陶豆的底座，这个底座已碎成了六七块陶片。只见他戴着老花眼镜，拿着小锉刀，耐心地剔去陶片上的泥土和灰尘，再取来一盏酒精灯，烧掉陶片边缘的脏东西，最后，他手持一瓶带着细长滴管的黏合剂，仔细地滴在陶片的边缘，将这六七块碎陶片粘补起来。不一会儿，陶制底座便在他手上复原出了一个雏形，“接下来，我们再把缺失的部分用石膏补起来就成了。”

　　65岁的柯传伦有一项“绝技”——摸陶片。他说，修复文物绝不能张冠李戴，一定要尊重事实，修旧如旧，要在几万块陶片中找出属于同一陶器的陶片，这来不得半点马虎，“你可能不相信，陶片是要靠手摸出来的。”他向记者展示自己宛如白纸的右手大拇指，“我的指纹早就被磨没了，那种靠指纹开锁的手机我根本没法用，这都是我几十年摸陶片摸出来的，我们用肉眼只能看出陶片色泽、纹饰上的差异，但真正判断陶片是不是属于同一件陶器，一定要靠手摸，这样才能感受陶片的光滑度、软硬度和胎质。”

　　摸陶片需要经过严格考核。柯传伦告诉记者，他曾经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学习半年之久。毕业前，来自考古所的主考官分别拿出属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三块陶片让柯传伦摸，“只有摸出这些陶片的准确年代，我们才算合格。”

　　英德市博物馆地板上的岩山寨遗址陶片，是按照当时出土位置和层位的不同分别堆放的，尽管已经做了一定的归类，但要找到准确的陶片其实也非常不易。柯传伦说，有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甚至会出现同一陶器的陶片分散在不同层位的现象，因此寻找散落的陶片，更加需要文物修复工作者的耐心，“通常我都要反反复复摸几十片，才能摸出对的那一块。”

　　柯传伦告诉记者：“修复陶器如果顺利，一天能修复一件，但如果不顺利，一件陶器的修复时间可能要七八天甚至更久，我们的工作只能认认真真地做。”

　　岩山寨考古工作队的副队长景雅琴表示，岩山寨出土的文物有各类石器、玉器、陶器，其中陶器的修复工作尤为重要，“陶器最能系统地表现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貌，变化的速率又很快，因此修复的价值非常大。”

　　30余载“跟着遗址走”

　　柯传伦是江西九江人，原本在乡镇干木匠活。198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与江西瑞昌铜岭遗址结缘，“我当时认识了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刘诗中所长，是他把我带进了考古的大门。发现和修复古代文物，让我觉得考古非常好玩，刘所长随后把我带进考古所，培养我专门从事文物修复工作，他对我说：‘小柯，你是做木工出身，器物方面看得比我们准，所以在考古方面是有很大前途的。’”

　　在刘诗中的激励下，柯传伦在江西的多个遗址参与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工作，先后去过吴城遗址、洪州窑遗址、景德镇湖田窑遗址、鹰潭角山遗址等地学习田野考古和文物修复知识，再经过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专门学习，使他对陶器修复越发熟练。

　　2004年，江西和广东的考古研究所决定合作，一起发掘广东和平县的小片山遗址，于是在当年8月，柯传伦被借调到当时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后便在广东扎下了根。“我在做完小片山遗址之后，广东方面对我很看重，把我留了下来。2004年开始，我便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岩的带领下整理东莞村头遗址，4年时间里我修复了村头遗址200多件陶器；之后是高明古椰遗址以及现在的岩山寨遗址等。有一回在江门，我还专门和小学生们介绍陶瓷修复，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做文物修复，让柯传伦习惯了“居无定所”：“我的工作地点就是跟着遗址走，哪里有文物挖掘出土了，我就去哪里。有时住在单位在当地租的房子里，有时单位就直接给安排酒店住。像在英德，我就住在酒店里，到现在已经住了快2个月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柯传伦也从别人口中的“小柯”变成了“柯师傅”或者“柯大师”，皱纹爬上了他的眼角，两鬓也开始斑白了，但柯传伦仍表示：“我还是很喜欢干这一行，60岁时单位要返聘我，我也很感谢单位看得起我，所以就继续干下去。”

　　“期待年轻人接班”

　　“不仅在广东，现在就是在全国，专门从事文物修复的技师仍然是非常紧缺的。”柯传伦告诉记者，单位已经不止一次说要为他培养接班人，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干我们这一行，一定要能坐得住，因为确实很枯燥，我有时候一修就是一整天，身边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柯传伦表示，“有耐心”和“坐得住”是他收徒最基本的要求。

　　柯传伦告诉记者，有一回，单位派来了一个小伙子给他做徒弟。小伙子一开始非常好学，修补出文物后也很兴奋，但工作了1个月左右，小伙子就开始厌倦了，找各种理由不愿意继续干；之后，单位又派来了一个文物修复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一开始也干得十分认真，但1个月之后也选择了辞职，原因是工作太复杂和枯燥。

　　柯传伦说：“广东的陶片因为土壤的原因，很多都是一小片一小片，而且质地也很软，修复起来更加费时费力。”

　　“我还是很希望尽快能收到满意的徒弟，我的返聘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十分希望有耐心、有恒心的年轻人能够学好我的技术，继续做好文物修复工作。”柯传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