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书法史上，文字由隶书转变为楷书始于魏晋时期，此后，端庄方正的楷书成为后来文字的主流。

　　湖南省的“千年古县”耒阳市留存有一块三国时期的名碑——《谷朗碑》，正是汉字由隶转楷的实物见证。

　　《谷朗碑》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谷朗碑》全称为“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为三国时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所立。

　　《谷朗碑》最早的史籍记载于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集古录》中，欧阳修除了文学方面的造诣之外，还收集了上千种石刻铭文，被尊为金石学的开创者之一。另一大金石学家、收藏家赵明诚撰写的《金石录》中对《谷朗碑》也有记载。以后《谷朗碑》一直沉寂不显，元代和明代目前还没有相关史籍有记载。直到清代碑学中兴，《谷朗碑》才重新引起了多位金石大家的关注。

　　清代金石大家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谷朗碑》“其字遒劲，亦有汉分隶法”。康有为在他著名的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中把《谷朗碑》和《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葛府君碑额》称为“吴碑四种，皆为篆、隶、真楷三极。” 并云：“吾爱古碑，莫如《谷朗》······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 所以他觉得《谷朗碑》与《爨宝子碑》等碑刻“皆为真书之鼻祖者”。

　　《谷朗碑》的史料价值与广州的渊源 

　　《谷朗碑》碑主谷朗，字义先，桂阳耒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他出身官宦世家，历官守阳安长、长沙刘阳令、立忠都尉尚书郎、广州督军校尉等职。他为人忠诚谨慎，正身勤政，重教化，兴农桑，施惠与民，政声颇着，名望颇高，深得吴王赏识。

　　《谷朗碑》碑文中记载，谷朗曾“迁部广州督军校尉，正身率下，不畏疆御，流清荡浊，万里肃齐。”到广州任职后，谷朗以身作则，捍卫疆域，抗击外族侵犯，边疆得以安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三国时期，今天的越南属于东吴，据《三国志》中《吴书·孙休传》记载，永安六年，交趾郡（今越南）发生了一次叛乱，在多次征讨失败后，吴帝孙皓悬旨征召平息祸乱将领。谷朗曾任广州军职，素有威望，堪当此重任，受到推举。建衡元年（公元269年），谷朗率兵经番禺、牂牁进军交趾讨伐。叛乱平定后，谷朗迁九真太守（今越南河内南顺以北地区）。由于操劳过度，三年后，谷朗病逝任所，终年五十有四，归葬于耒阳。《谷朗碑》记载其碑文记述了谷朗生平、仕途、政绩、军功及其德行，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南方边陲治乱情况，而且可以见证中越两国的渊源关系以及研究三国历史都具有史料价值。

　　《谷朗碑》的书法特点及对书法家的影响

　　《谷朗碑》碑文隶书古朴平淡，不事雕琢，有自然天成之趣，风格与东汉及曹魏同时期的碑刻有所不同。

　　从书体上看，虽称隶书，但实际上结体已经非常接近楷书，基本上没有了隶书的波折，笔画横平竖直，字体方整圆劲，书风古雅，与汉魏间简牍上书写体的意味极其相似。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古朴自然，在书写上终于挣脱了隶书的桎梏，这是《谷朗碑》的价值所在。同时《谷朗碑》很多笔画还残留浓重汉隶特色，诸如碑中“之、子、以”等字，皆为隶书结构，由此足见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踪迹和演变过程。所以，《谷朗碑》成为开后世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面世之后即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历代金石大家纷纷加以着录、考证、解读，为这一时期的书法整体风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资料。

　　从书法艺术来看，《谷朗碑》用笔、结体特征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书体演变过程中的一种书写形态。书法苍劲端庄，行笔不见起止转折之象，似隶非隶，似楷非楷，有着楷书初创时期的古朴和稚拙，但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由自在，毫无雕琢安排之痕迹。纵观全碑，古拙淡雅，异态横生，有天真烂漫、真率天成的韵味和意趣。所以康有为评价其“古厚”，为真楷之极。

　　《谷朗碑》以独特的书体和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书法爱好者，并成就了不少颇有建树的书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的书法，就取法《天发神谶碑》和《谷朗碑》的结体和意趣，结合自己的个性，自创一格，号称“漆书”。湖南衡阳人曾熙，也深受《谷朗碑》的滋养，他临写的《谷朗碑》下笔高古，朴茂古雅，神采焕发。曾熙认为颜真卿的书法具有雄强茂密的古法特色，正是他的书法中广泛吸收篆、籀的结体以及隶、分的用笔而后形成的“颜体”书法，开启了新的书风。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隶楷转换之间具有书写美感的《谷朗碑》，可以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更多的启发和创作的可能性。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