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书院 ⑤

　　岭南文化经纬度

　　系列策划：陈伟胜 周娴

　　本版撰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学海堂

　　办学体制更臻完善，用人不拘一格

　　专勉实学

　　任用学长不看“学历”

　　学海堂之名是阮元推崇今文经学家何休而来的，他在《学海堂集序》中说：“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与康成并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学海堂倡导经诂朴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它的文学教学活动也非常活跃。　　与诂经精舍相比，学海堂的办学体制更臻完善。它废除了山长制度，设立学长制度。较之传统的山长制，学长制体现出分工、协作、制衡结合的特点。　　在当时，省会各大书院的山长多以进士以上充任，不少还是颇具名望的名儒。学海堂首批八位学长由阮元亲自指定，分别是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从“学历”上看，八人都算不得特别突出，功名最高的吴兰修等六人也不过是举人，赵均、曾钊只是贡生而已。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目的在“首劝经史，而诗赋具备，唯独不授举业，专勉实学”。其办学特点是不专尚八股、理学，重经文史学之切实学问研究；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择师而从”的教学制度， 因材施教的教学措施，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在训诂、音韵、文字之外，又设立天文、数学、地理、历法等各种学科。

　　八位学长虽然功名不高，但都精研经学，且各有真才实学，学术特长也各不一样，正是“专勉实学”的学海堂所需要的，也是阮元培养政事人才所需要的。而在学海堂所有的55名学长之中，甚至还有仅为生员的邹伯奇。但邹伯奇“精研天文、历算、舆地之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发明照相机的人。他担任算学科教员，正体现出阮元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则。　　不过应该注意到，学海堂虽然“不授举业”，但并非排斥科举，而是因为科举所需的学业内容，在当时士子们所接受的多年教育中已经有充足的体现，没有必要重复。实际上，徐荣、马福安两位学长后来也各自中了进士。

　　人才济济

　　与众多名校渊源颇深　　

　　学海堂从创建到光绪二十九年 (1903)，其存在的80多年时间里，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广东最高学府。堂内有文渊阁，藏书甚丰，相当于今天大学的图书馆。阮元在离开广州赴任云贵总督之前，特意制定学海堂章程，以保证学海堂按照他的理念发展。

　　“领海人物，蒸蒸日上，不致为风气所囿者，学海堂之力也”。1930年，在学海堂书院、菊坡精舍与应元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广州市第二中学。作为广东学术文化的中心，学海堂的影响远播广东之外。广州市第二中学李颖、刘沛新两位老师指出，众多学海堂弟子在各地的办学和任教，扩大了学海堂办学体制及其办学思想的影响力，引领了时代的教育改革。

　　陈澧曾任27年学海堂学长，后任菊坡精舍山长，梁鼎芬、廖廷相等为陈澧弟子，形成“东塾学派”。

　　梁鼎芬出任广雅书院第一任山长。随后梁鼎芬以武昌知府的身份兼任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院长（弟子有章士钊、唐才常、黄兴、宋教仁、李四光等）和方言学堂监督（武汉大学前身）。

　　朱次琦在广东南海办九江礼山草堂，康有为是其弟子。康有为在广州偕梁启超创办万木草堂。

　　周汝钧在北京参与创办强学书局，后办通艺学堂，再后并入京师大学堂，此为北京大学前身。

　　胡汉民于1921年参与创办私立执信学校，并于1924年参与筹备中山大学。

　　学海堂、菊坡精舍的弟子门生在香港举办学海书楼，延续学海堂余脉，香港大学中文系亦与之密切相关。

　　阮元，“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

　　学者李绪柏在《清代广东朴学研究》中指出，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调任两广总督，坐镇广州，在粤九年，“使文化事业灿然可观，成为广东学术的转折点。”李绪柏指出，阮元在广州期间，“仿浙江诂经精舍兴办学海堂，造就一批出色的学者……”学海堂是阮元督粤期间在文化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是广州书院发展历史的一个标杆。　　阮元是江苏人，在浙江巡抚任上于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创立了诂经精舍，亲自为师。

　　1817年12月22日，作为两广总督的阮元抵达广州。1820年4月，他在广州城西文澜书院（今下九路文澜巷一带）创办学海堂，1824年迁至越秀山办学。汉代经学大家何休，治学严谨、通经致用，所谓“学无不通，聿有学海”。阮元尊崇何休，故将书院定名“学海堂”。

　　阮元的渊博学识和崇高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学者钱穆说：“（阮元）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梁启超认为：“同是一岭南，假使无阮文达为之师，则道咸之后，与其前或不相远，未可知也。”　　清中期之后，经世致用之说大兴。阮元重视实学的态度，自然贯彻于学海堂的教育之中。而以学海堂为大本营的新学派“东塾学派”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登上学术舞台的。

　　广雅书院

　　具备了近代化学堂的雏形

　　按照《广东省志·教育志》的说法，广东的中等教育，在晚清时期是没有明确划分的，只由各县的部分书院担负，“较早出现而又具有中等教育规模的，要算广州的广雅书院”。　　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倡议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他在《创建广雅书院奏摺》中写道：“因于广东省城西北，五原源头乡地方，择地一区，其地山川秀杰，风土清旷，建造书院一所，名曰‘广雅书院’”。　　不久，清廷批准了这个奏摺。奏摺全文刻在石碑上，至今仍保存在广雅中学内。所谓“广雅”，取自“广者大也，雅者正也”的意思。　　张之洞随即着手筹办广雅书院，以城西彩虹桥附近为院址。1888年6月8日落成，举行了开学礼，整个建筑工程用银13.88万两。　　当时的广雅书院，总面积约124亩，有东西精舍2间，广东学生100名住东斋，广西学生100名住西斋。另有10个斋作为教师及工作人员的住所。院内有“冠冕楼”一座，也就是藏书楼。因宋代名儒周敦颐（濂溪）曾到过广州，所以书院里建了一座“濂溪先生祠”，此外还有观澜堂、莲韬馆、清佳堂、一篑亭等，水池、树林点缀其间，风景优美，设施完备。

　　广雅书院制订的《广雅书院学规》共27条，是广东省最早出现而又比较完备的学规，保存了很多当时的教学和管理细节，从其中可见，广雅书院的管理与当时新式的西洋学堂已有接轨，具备了近代化学堂的雏形，为后来的书院改学堂做了铺垫。　　1897年，清廷废八股，第二年广雅书院设立西学堂。1901年，清廷饬令废书院、设学堂，广雅书院次年改为两广大学堂，1903年改为两广高等学堂，1906年改为广东高等学堂，1911年附设中学，1912年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更名“广雅中学”。

　　作为晚清名臣之一，张之洞亦曾以“广雅”为号，可见他对创立这所书院的重视。他意在培养具有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认为大力发展近代科技、军事工业是当务之急。所以在广雅书院的教学内容中，西学的比例不小。有研究者认为，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文化政策从源头上看，应该是形成于创办广雅书院期间。至今，张之洞像仍然屹立在广雅校园之中。

　　菊坡精舍

　　广东学子精英集聚于此

　　清中后期的广州书院群中，多数书院仍是因循守旧，而如学海堂、菊坡精舍等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在立足实际，讲求实学，二在“创新”。　　清同治六年(1867)，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蒋益澧创办了菊坡精舍。舍址在越秀山麓，聘请陈澧为院长。书院的经费来源先由蒋益澧带头捐款，其他名流、官员助捐作为办学基金。“精舍”即学舍，出自《后汉书》：“刘淑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陈澧：“不敢当一座罗浮山”　　

　　陈澧是广东番禺人，17岁中秀才，23岁乡试中举，之后6度赴京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只当过广东翁源县训导。他曾在粤秀书院读书，也参加过学海堂的课试。他生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动荡时期，曾避居南海的横舍沙，从事著述和学问研究。31岁时便担任学海堂学长，著作相当丰富，计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唐宋歌词新谱》《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广州音说》等，学识极为渊博，尤长于音韵学的研究，在当时声誉地位极高。

　　名臣郭嵩焘当广东巡抚时，名士高心夔来到广州，对郭说：“欲游罗浮，不然枉为广东一行。”郭说：“君至广东，已见陈兰甫（即陈澧），不枉此行。”后来陈澧听到这番话，自谦说：“不敢当一座罗浮山”。

　　培养出“东塾学派”中坚力量　　菊坡精舍的制度受学海堂影响很大，但也有自己的鲜明特点。陈灃在《菊坡精舍记》里介绍：“灃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灃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吾不自立说也……”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明末清初学者顾亭林（炎武）的著名主张，他常说：“四者（维）之中，耻为重要。”顾亭林治学态度严谨，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陈灃发挥了顾亭林的学说，用以教育学子。

　　陈灃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子，病逝时“诸生惜之”，在院中设陈兰甫先生祠以纪念。　　菊坡精舍每期仅招生50人。招生对象一方面既有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推荐来的优秀学生，一方面是各地考取来的“勤学立品，可为士林表率，用备将来承明著作之选”的学子，还有各道、府、州、县保举而来的。可以看出，它与学海堂的教育类似，都是针对已经接受过相当教育程度的学人而开设的书院，可以说是集中了广东士子的精华。

　　阮元曾在学海堂首创了专课肄业生制度，即学长从应课学生中选出品学兼优的学生10人，从 《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中“择一书肄习”，接受更为深入的教育，类似于今天的研究生制度，后因书院经费来源中断而被迫停办。同治四年(1865) ，广东巡抚郭嵩焘下令重新恢复举办专课肄业生制度，并进一步发展，除了经史之外，还新增数学一门。

　　菊坡精舍承袭了这种专课肄业生制度，培养出新学派“东塾学派”的中坚力量廖廷相、于式枚、何如铨等人。菊坡精舍也因此成为广东继学海堂之后的又一学术重镇。

　　记者观察

　　创新型书院变革中追求“实学”

　　广州的书院在经过漫长的发展之后，在清中后期迎来了一个高峰。　　如果说明末清初，广东的学术地位在全国仍难言特别突出，那么经过清中前期一批重要书院的滋养，本地已可说是俊杰代出，渐有大成之象。而从1820年阮元创办学海堂开始，广州的书院进入一个重要的变革期，不仅从学术风气和方向上，且从教学体制等方面都有全新的面貌，深刻影响了之后广东的书院，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　　变革的深层动力不仅来源于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来自当时剧烈的社会变化造成的心灵震撼。无论是阮元重视“实学”的主张，还是东塾学派的努力，又或者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观点，都体现出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基色。体现在书院之中，就是飘渺空洞的玄谈之论让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学问。

　　融教学、研究、出版为一体的努力　　在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这几所承前启后的创新型书院中，我们看到了将教学、研究、出版集合一体的努力。

　　学海堂刊刻图书规模最大者为《皇清经解》，并集纳优秀学生课集刊刻了《学海堂集》。菊坡精舍刊刻的第一部书是《四库全书总目》，之后陆续刻有《三通》《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礼书》《东塾集》《菊坡精舍集》《白石道人四种》等。广雅书院更是几乎与建院同步建立了广雅书局，雕刻成书者千余种，雕片逾十万。这些刻书都是名儒主持，水平很高，存留了一批宝贵的文化资产，更有利于新观念的广泛传播，为近代的图书出版和私人藏书奠定了早期基础，也为广东传承传统文化，营造了开明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