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广州

　　热爱广州

　　奉献广州

　　老广州说 20

　　系列统筹/赵东方、余靖、梁倩薇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林琳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忧子

　　“19世纪中国美术由于没有诞生大师，被称为‘落寞的时代’。但这百年的广州并不失落，甚至在19世纪初就进入了全盛时期。”李若晴说，这一百年是广州开花的过程，而果实结在20世纪，“广州作为中国几大一线城市之一的定位也在这个时代确立，并延续至今。”广东学者李若晴在新作《青萍之末：嘉道年间岭南的文人生活与艺术世界》中，以清代中期的广州美术为切入口，探索答案。

　　150年前，广州曾获得过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改革开放40多年更为其带来巨大机遇；广州至今仍秉承的包容、开放、务实和顺势而为，在当时已有迹可循。“每一个时代，广州的任务都不一样。”李若晴说，从明清两代竭尽全力争取文化认同、争取文化艺术“去边缘化”，广州在20世纪之后则展现出强劲的文化魅力与自信。

　　李若晴

　　本科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习中国书画，研究生转为研究美术史，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学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有《玉堂遗音：明初翰苑绘画的修辞策略》《常惺惺斋日记（整理本）》《青萍之末：嘉道年间岭南的文人生活与艺术世界》等著作。2014年获全国美展第二届美术理论奖。

　　研究广州应

　　“把目光朝南面大海望去”

　　1975年生于广东海丰的李若晴，由于博士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身处杭州，博士研究重点是明代翰林绘画。在做了许多年江南地区美术的研究后，他重新回头看自己家乡的美术。“这得益于学者洪再新先生的鼓励与支持。”李若晴坦言，一开始，他觉得“广东美术没什么好做的”，因为在中国美术史的教科书里面，关于广东美术的内容少之又少，“刚进入美术史领域时，我们总是有些‘贪心’，想做一些宏大的或影响力更大的题目。洪老师是杭州人，却始终饱含对广东美术的研究兴趣，也鼓励、支持我关注本土美术。”

　　于是，李若晴从研究明代美术过渡到研究明代广州美术，继而研究清代广州美术，并延伸至20世纪初的广州美术：“嘉道年间广州文化景象的兴盛，既是对明代中晚期广州文化强势崛起的一种复兴，也是日后晚清及此后广州文化恢宏气象的预演。”

　　虽然从美术入手，但他以历史学、人类学为研究场域，从社会经济史拓展到社会文化史，探索“艺术-商业”模式如何使广州崛起成为清代“一线城市”的动力。他在研究中尝试选择时代的典型人物，如广东书画名家、羊城书院掌教谢兰生作为研究对象，从记录其所见所闻的一手材料入手，以其视角还原广州全盛时期的人文、经济、社会的面貌。

　　师长为李若晴所作书评时，曾语重心长地写道：“克利福德·格尔茨曾说‘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而在村庄里做研究’，对于新发展趋势中的区域艺术史来说，或许可以说‘区域艺术史家不研究区域，而是在区域里做世界艺术研究’。”

　　历史上的广州，因为显著的地理特点，又因为方言与“官话”相异，士人难以在仕途有所发展。然而，早在1932年，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便写道：“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其一焉”。要讨论广州，李若晴主张不应仅仅“从广州向北望去”，还应“把目光朝南面大海望去”——因为“在浩瀚的世界贸易的大时局里，广州又是一个重要的世界级海运枢纽”。

　　其言

　　广州人特有的生猛和变通气质代代传承

　　广州日报：20世纪广州美术为何会突然崛起？

　　李若晴：这种突飞猛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沉积已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晚明时期，广州文化一度兴盛，出现陈白沙、湛若水等大家，但在明清之际，战乱使文化受到很大损害。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直至乾隆二十二年的“一口通商”，广州获得了巨大的机遇，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城市，这个历史节点也成为广州文化的重要转折点。

　　广州文化在嘉道之后兴盛，跟外来移民有很大关系。外贸业、商业的发达，带来大量外来人口，其中包括众多江浙地区前来从事商务与担任幕师的人士。来到广州后，他们在这个包容的城市里找到归属感，纷纷安家落户，甚至为了后代求学而迁入广州户籍。他们的子弟中不乏优秀者，为广州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很少人知道，岭南画派鼻祖“二居”的老师其实是江苏人，其赞助人则是当时的盐商。文化艺术的发展，往往有赖于商业基础，在广州，无论是出于对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热爱，还是为了附庸风雅，这些行商把文人、画家聘请到家中，又刻印书籍与字帖，大建书院，发展教育。在这种氛围下，广州的美术自然开始崛起。

　　广州日报：广州的地位在那时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

　　李若晴：在时人心中，广州的繁华程度，足可与北京并称，如嘉道间广东学者黄培芳在其《北行日记》中就曾这样说过：“岭北多京广并称，杭盛苏广并称”。根据时人的直观看法，清代的重要城市包括北京、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等，格局与今天相差无几，可以说当时已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城市格局。

　　许多人对广州的误解，也在那个时期逐渐改变。如历代称广州为“南蛮之地”，苏东坡还因害怕传说中的南岭瘴气，认为到广州来是“九死一生”。实际上，随着广州与外界逐步通达，往来者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轻信瘴气一说。

　　广州日报：与此同时，广州也影响了其他的城市？

　　李若晴：影响肯定是相互的。广州的商业模式，成为后来一些城市发展的“母本”。而广州人也逐步求变，寻找融合。在广州形成的岭南画派，以上海为“主战场”；广东人到上海贸易，或者在上海定居也成为潮流；尤其是上海的造船业，大量员工来自广东……彼此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断变动的关系。

　　广州日报：研究20世纪广州文化的崛起意义何在？

　　李若晴：19世纪的花开，在20世纪结果。曾经的一百年为20世纪初的广州奠定了基础，通过追溯这一百年的源头，了解那个时代广州面对空前机遇所做的选择，剖析19世纪广州独一无二的性格，能对这个城市会有更多的理解，对广州文化的过去和今天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广州文化不能只被定义为“市井文化”，广州更不是“文化沙漠”，广州多元的文化、革新的精神，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传统。我们看到20世纪初，广州在许多领域都产生了伟大的人物。这些伟大人物大多体现了广州人特有的生猛和变通，这份气质被一代一代的广州人传承下来。

　　广州日报：接下来您的研究重点会放在哪里？

　　李若晴：接下来，我的研究重点会放在20世纪的岭南画派。这个繁荣发达，充满挑战的世纪，有许多值得挖掘的题目。如我们所理解的岭南画派是在广州创立的画派，但创始人之一高剑父并不这么认为。在他心目中，岭南画派是“正统”，不局限于岭南这个区域，而是新国画、折中画派。可惜的是，1937年，本来在南京、上海发展得很好的高剑父却因抗战爆发，逃难到了澳门，从此淡出中国主流文化圈，使得岭南画派遗憾地退回到广州。这一历史事件对岭南画派、广州文化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会继续探索下去。

　　采访手记

　　柴米油盐，骨肉相连

　　李若晴老师在广州美院读研究生时便因夫子气被同学呼为“若老”，从青年时代褎然冠首，到如今壮年饱学，正是学术丰收之时。然而，谈起学术，他却毫无“野心”，愿望朴素且纯粹：“当初只是想在大学里面教书，有一个相对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的这样一份职业，结果就这样做了20多年。”研究于他是乐趣：“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

　　李老师大知闲闲，行事有古君子遗风，不喜虚婉，不喜繁文缛节，不拘小节；好古风，习古文、听古曲，善书法。他的不少画作描绘了西湖景色，“我想只要是有传统情怀的人，都会热爱西湖。”西湖于他是求学中最轻松快意的回忆，也是他寄怀古意的“精神家园”之一。

　　而广州，是他生长、生活的地方，是柴米油盐，骨肉相连。“有时候去临近城市出差，无论接待方如何盛情，我都想当天来回，不想在外久留。”李若晴说，“回到广州，感到舒心、惬意。”人情味是他热爱广州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广州文化被等同于“市井文化”的理由。他希望通过对史料实证的研究，来深入剥开广州文化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