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纳四海之新风、采中原之精粹，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系列策划：陈伟胜 周娴

　　本版撰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钟葵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钟葵

　　岭南文化经纬度

　　广州有两处早期岭南“书院”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岭南文化代代相传，不绝如缕。

　　自东汉“岭海儒宗”陈元首开岭南人办学之风，一代又一代名师硕儒，无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纷纷开坛讲学，设馆授徒。

　　东汉末年，番禺人杨孚从洛阳回归故里，卜居珠江南岸。他见附近有一山岗(今广州市海珠区漱珠岗)奇石叠起，环境清幽，便结庐其间，著书讲学，聚徒授业。漱珠岗从此留下岭南书院的早期印记。

　　三国时期，东吴骑都尉虞翻居广州。他将第五代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宅(今广州光孝寺)辟为苑囿，世称虞苑。虞翻是著名经学家，尤精易学，闲暇之余，便在家中讲学授徒。史书记载：“(虞翻)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另据记载，虞翻被贬后一直生活在广州，他在虞苑讲学长达30年。

　　以当时的条件，一般人办私学，有生徒百人以上，已是不小的规模。虞翻在家中讲学，“门徒常数百人”，可见其苑囿之广，学堂之大。恐怕连当时广州城内官办的州学，也甘拜下风。由此可判断，当时的虞苑，已初具后世书院的雏形。

　　岭南第一所书院何时何地出现？

　　一些研究中国书院史的著作称，广东兴办书院，时间上较中原地区约迟了两百多年，这个结论似乎站不住脚。

　　“书院”名称，始自唐代。我国第一所见于记载的书院，是唐代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在京城创建的丽正书院。丽正书院后又改名为集贤书院，取“集天下贤才，以济治于当世”之意。

　　从开元六年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朝一共建了五所集贤书院，其中第四所，是当时任集贤院学士的岭南人张九龄在皇帝御驾东都西返之前，派遣直官魏光禄先入京师建造。

　　广东最早的书院在何时何地出现？近人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中说：“广东书院，相传韩文公(即韩愈)谪守潮州时，曾建立书院于城南，聘进士赵德以教其子符命。”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初，韩愈被贬降潮州。他在潮州期间，最重要的举措是积极办学。韩愈向朝廷请示在潮州建置乡校书院，且“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盈余，以给学生厨馔”。又推荐当地进士赵德，让他主持州学书院，教授生徒。

　　如果韩愈当时在潮州所建学校确是书院，那么岭南第一所书院就是它了，此时距唐玄宗创丽正书院只有一百年。

　　不过，有学者认为，韩愈当年在潮州所建书院，“至多亦只为一种书舍而已”。广东最早的书院，应是创办于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的英德涵晖书院。后来，又有学者发现，南雄的孔林书院创办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比涵晖书院早得多。

　　岭南最早的书院究竟是哪一所？相信随着历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答案会越来越清晰。

　　书院，有赏奇析疑之乐

　　不仅岭南地区的书院难分先后，广州的书院也面临“谁最早”的问题。

　　因古代广州既有官办的学校，也有私人办的书院，一些官学又冠以书院之名，容易使人混淆，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书院与官学的区别。

　　书院与官学有何不同？

　　一提起书院，很多读书人就“心向往之”，仿佛闻到了阵阵书香，听到了琅琅读书声，看到了师生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释”的场面。和人们想象中一样，书院确实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教育模式，其管理制度和教学方式，与国子监、太学、州学、县学等官方教育机构有所不同。严格来说，唐宋以后的官学，只是一个与科举配套的人才选拔机构，只有“课试选廪”之责，而无“教化育人”之实，亦即所谓“课而不教”。而书院的功能，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正如王阳明在《万松书院记》中所说：“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

　　书院的教学方式，很有温度。清代学者吴尚友在《回澜书院记》中说：

　　“若夫义学(书院)，萃师徒于一堂，昼有讲，夜有读，讲业请益，订期角艺，无风雨晦明之间，有赏奇析疑之乐。此义学之设，其有裨于生童，与儒学并重而不可缺也。”在名师大儒的主持下，通过讲学与研习，振兴文教，赓续文脉，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脉书院 2

　　玉岩书院

　　前身是种德庵、萝坑精舍

　　一般认为，广州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是禺山书院。但也有人说，禺山书院不是广州第一所书院，位于萝峰山的玉岩书院，比禺山书院历史更悠久。这种说法有无依据？

　　如果以正式命名为“书院”分先后，玉岩书院不会比禺山书院早，因“玉岩书院”的名称，在元代才出现。所以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将玉岩书院列入元代书院。

　　但如果把玉岩书院的前身种德庵、萝坑精舍也视为书院，则玉岩书院的创建时间确实比禺山书院早。

　　种德庵是广州萝岗钟姓始祖钟遂和所创办。钟遂和原居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南宋隆庆元年(1163年)，举家迁居萝岗坑村。他早年经商，后又从政，官至户部司判宣议郎。晚年告老回乡，在萝峰山选中了一块清幽之地，建起一处书舍，名为“种德庵”。并亲执教鞭，教育家族子弟及乡中寒门子弟。

　　种德庵具体建于何年已不详。因钟遂和病逝于1185年，故可以肯定种德庵建于1185年之前，比禺山书院早二十年以上。

　　人们之所以把种德庵视为书院，除了它是玉岩书院的前身外，还因种德庵培养出广州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南宋名臣崔与之和“萝岗香雪”的缔造者钟玉岩。

　　钟玉岩是钟遂和第四子，自小随父读书，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中进士，官至兼知政事朝议大夫，晚年辞官归里。回乡后，在原来种德庵旁修筑“萝坑精舍”，至元代其后人钟复昌扩建并更名为“玉岩书院”。

　　游玉岩书院，品“萝岗香雪”

　　建于南宋的广州书院，唯一留存至今的是玉岩书院。玉岩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历代都有修缮，现存建筑为清代中晚期风格。

　　书院内保留了众多珍贵牌匾石刻，如韩愈的“鸢飞鱼跃”匾额，朱熹的“忠孝廉节”字匾，文天祥手书的绝句四首木刻，海瑞的联句，郑板桥的春、夏、秋、冬四时画竹刻，张之洞的诗碑等。

　　玉岩书院所在的萝峰山下，就是“十里梅花浑似雪”的萝岗香雪公园。两者相得益彰，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

　　一座书院，十里梅林，两种景观的完美组合，源于钟玉岩一次偶然的发现。据说钟玉岩告老还乡途经梅岭时，见梅关古道两旁梅花绽放，花白如雪，便向当地人请教如何栽培梅树，并将树苗带回家乡，吩咐族人栽培。族人一呼百应，没多久，萝岗“钟氏三十余村皆梅其村”。此后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至冬梅花盛开，则上村下村皆梅，而岭南岭北尽梅”。梅林延亘十里，号称“十里梅林”。至明清，萝岗梅花声名远扬，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纷纷前来打卡。

　　欲游玉岩书院，品“萝岗香雪”，可乘坐广州地铁6号线至香雪站F口出，再转乘公交车几个站直达萝岗香雪公园门口。经香雪公园步行约五六百米到萝峰山麓，就可见到玉岩书院。

　　菊坡书院 创建时间仍是谜

　　广州建于南宋的书院，菊坡书院很少有人提起，原因是南宋以后历代地方志及其他文献都没记载。

　　菊坡书院的创建人是南宋名臣崔与之。崔与之是广州增城人，自九岁起在种德庵读书，钟遂和对他“视之犹子，提携曲至，督课准严”。

　　崔与之和钟玉岩是同学，他们一起读书和生活了二十多年。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对钟遂和及钟玉岩充满感激之情。他说：“予少时叨承宣议公(指钟遂和)提携训诲，俾与四兄(指钟玉岩)同学同游皆在萝岗也。四兄年则长于予，学问文章则倍于予，而成进士则独后于予，其殆大器而晚成者也。”

　　钟玉岩比崔与之大三岁，崔与之于1193年中进士，而钟玉岩1205年才中进士，所以崔与之说钟玉岩“成进士独后于予”。

　　崔与之字正子，故居在今增城荔城街凤凰山南麓。他一生戎马，历仕南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四十多年，官至右丞相，谥号“清献”。传说崔与之退隐家乡后，宋理宗将凤凰山赐给他，并御笔亲书“菊坡”二字，崔与之便在此创建菊坡书院。但这所书院具体在哪一年创建，至今仍是个谜。

　　崔与之所创的“菊坡学派”，是岭南学术史上第一个重要流派，对整个岭南文化、广府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宋理宗称赞他“允文允武，善谋善断”。文天祥非常敬仰他，称他“盛德清风，跨映一代”。连明代岭南大儒陈献章，也说“平生愿执菊坡鞭”。

　　崔与之还开一代词风，在岭南影响尤大。其《水调歌头·题剑阁》是传世名作。

　　禺山书院 广州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

　　广州第一所书院，究竟是哪一所？

　　广州的书院，始于南宋。南宋期间，广州至少有四所书院，即禺山书院、番山书院、萝坑精舍(即玉岩书院)、濂溪书院。如果再加上建院时间尚存疑的菊坡书院，则起码有五所。

　　其中，濂溪书院(建于1175年)和番山书院(建于1244年)建院时间虽早，但这两所书院实际上是官办学府，并非本文所讲之书院，故暂且不论。

　　人们普遍认为，广州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院，是禺山书院。

　　据志书记载，禺山书院创建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具体建于哪一年不详。

　　禺山书院的创建者，方志无记载，只称“梁百揆讲学于此”。

　　梁百揆何许人也？据《广东通志》记载，梁百揆字宗盛，番禺人。他出生于诗礼人家，父亲梁仲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儒者。梁百揆幼承庭训，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南宋嘉泰甲子年(1204年)乡试第一，南宋嘉定丁丑年(1217年)中进士，历任从事郎、太学录、符玺郎等职。后退隐广州禺山，从事教学。

　　梁百揆于1217年中进士，又在朝廷任数职，退隐回到广州时，应是1220年以后了。

　　禺山书院历宋、元、明三朝，毁于明末，原址大约在今广州城隍庙西侧。禺山书院被毁后，清康熙和乾隆年间，朝廷积极推动地方官员兴办书院，先后创办越华书院、羊城书院、禺山书院和西湖书院。重建的禺山书院在大东门内，有讲堂、斋舍、厅厨，气势不凡。

　　学者评价

　　“有功名教，著于当时”

　　梁百揆以讲学著称，生徒必然不少。禺山书院历三朝而不衰，肯定出了不少人才。梁百揆逝世三百年后，明代名臣海瑞在禺山书院就读，后来还为梁百揆撰写墓志铭，他盛赞梁百揆：

　　“番禺梁端懿先生，宋大夫也。当南渡时，不因官爵而变学守，惟以道德而范乡邦……有功名教，学者称为‘端懿先生’。……时不我为，势不我与，端懿先生所以抱病休归，退隐禺山，明道见志也。先生没今三百年矣，而先生直声亮节，百世不朽也。”

　　《广东通志》评价梁百揆：“有功名教，著于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