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邮名片

　　《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极为重视科技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家。为展现他们的辉煌业绩和伟大精神，原邮电部有计划地发行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系列纪念邮票。

　　《中国现代科学家》系列纪念邮票自1988年首次发行以来，迄今已经发行8组，共有“两弹一星”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34位中国现代科学家入选。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都具有坚定的爱国信念、感人的辉煌事迹、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杂交水稻》特种邮票

　　中国农学家袁隆平成功培育的杂交水稻在国内发展迅速，还引至国外大面积生产，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改善了世界上的粮食难题，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突破和成果，在杂交水稻培育成功40周年之际，中国邮政特于2013年10月25日发行了《杂交水稻》特种邮票，两枚邮票的票名分别为《制种》和《丰收》。

　　历史背景：

　　“两弹一星”元勋和“杂交水稻之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老一代科学家和广大科研人员风餐露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精神，成为20世纪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可贵民族精神。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袁隆平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攻坚克难，率先在国内研究杂交水稻并大面积种植成功。这是水稻科技和生产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为解决我国乃至世界的粮食短缺问题带来了福音。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战略措施。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波

　　红邮故事：

　　因为印在邮票上的新发现

　　钱三强夫妇被叫“中国居里夫妇”

　　十年前，《中国现代科学家（五）》纪念邮票首发。记者查询到当年媒体报道，结合权威出版物及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女儿钱民协接受媒体公开采访所讲述的故事，与读者一起追忆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第五组《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一套4枚，画面分别以4位科学家肖像为主体，以其相关研究领域主要成就为背景。钱三强与贝时璋、钱学森、侯祥麟一起入选这套邮票，这让钱三强的家人感到十分欣慰。这张邮票选取的代表钱三强成就的照片，也是由其家人精心选取的，这背后还有一段佳话。

　　钱民协说：“邮票上人物肖像的蓝本照片是父亲生前最满意的照片。”这是一张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标准像，此后钱三强参加各种活动制作胸卡都使用这张照片。

　　更让他们感动的是，根据钱三强的家人的提议，这张邮票的背景采用了钱三强首次发现的重原子核四分裂的照片。这张照片对钱三强家人来讲非常珍贵、来之不易——照片摄于1946年，但钱三强的家人在65年后才第一次看到。

　　钱民协介绍，那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同时也是居里夫人荣获诺贝尔奖100周年。为此，法国居里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居里研究所与清华人”展览，在展览上由居里研究所提供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之所以珍贵，钱民协解释说，照片说明钱三强将首次发现的重原子核四分裂照片在第一时间献给导师，照片的右上角用法语注着：“献给我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伊雷娜·约里奥·居里1897-1956，本名伊雷娜·居里，居里夫妇的女儿），落款是：钱三强、何泽慧，1946年11月23日。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刊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钱三强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获物理学奖。

　　这张照片让重原子核四分裂这一重要发现的具体时间得以确认。因钱三强的日记全部丢失，在他的有关回忆文章中，发现的时间因年代久远错记成了12月23日，比真正的发现时间晚了1个月。

　　因为以上原因，家人觉得这张照片作为背景最能体现钱三强的学术贡献，也使邮票的内涵更准确。邮票设计人员尊重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才有了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枚邮票。

　　历史回顾：

　　用“放个大炮仗”做暗号

　　钱三强拉起“两弹”研发队伍

　　“两弹一星”战略决策的缘起是什么？“两弹一星”元勋们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人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发愤图强研制出“两弹一星”？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党史专家、广州市委党校教授王超。

　　关于“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的缘起，王超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二是维护人民政权的需要，三是实现民族强盛的需要。

　　他告诉记者，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发愤图强研制出“两弹一星”，简单来说就八个字：自力更生、逼上梁山。自力更生是方针，逼上梁山是路径。早在“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期，党中央便确定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了6个有关协定,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但是，从一开始苏联的援助就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

　　谈及“两弹一星”元勋们鲜为人知的故事，王教授说：大家对钱学森的故事都比较熟悉了。今天讲一个钱三强先生的故事。钱三强是五四运动先驱钱玄同之子，曾师从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新中国成立前夕学成归国。他组织研制“两弹”的队伍，找人谈话时总是神秘地说：“我们要放个大炮仗，想请你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曾对钱三强说：“三强同志，看来会响的，但也不排除万一的可能性。”钱三强听后非常感慨，他想起研制过程的艰辛，激动地流下了热泪。钱三强坚定地说：“会响的，会响的！”我可以想象出钱先生说“会响的”这三个字的画面，一定是坚定、激动又严谨、可爱的。

　　再讲一个张蕴钰将军的故事，他就是电影《横空出世》中李雪健所塑造人物的原型。张蕴钰将军曾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参谋长的身份，参与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他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担任建设“原子弹靶场”——也就是核武器试验场的任务。张蕴钰初到大戈壁，望着罗布泊的荒野，感叹地说：“我们真像是上了月球啊，中国选不出第二个来！”核试验场开始测量勘探时，冬天就要来临。战士们睡在帐篷里，由于寒冷，呼出的气都结成了冰，第二天起床后，发现头发和被子都黏在了一起。

　　在这之后，张蕴钰和战士们年年都进入罗布泊勘查，修道路、架电线，几年时间共修了2000公里的道路。罗布泊只有一汪苦水，为了解决喝水问题，他们成立了供水连，开车到100公里外的地方拉水。三年困难时期，张蕴钰接到命令让他带领部队去放羊、种地。张蕴钰说：“不，我哪儿也不去，一年不搞试验我等一年，两年不搞试验我等两年，我们边搞生产边建设，我相信中国终有一天要放原子弹！”他们就这样边生产自救，边建设核试验基地。没有粮食，他们就带领队伍到数十公里外的地方扛粮食或是挖野菜、草籽充饥，没有水就强忍着呕吐吞咽苦水。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张蕴钰亲自登上铁塔，看着科研人员插完了雷管，才最后走下铁塔。他对科研人员说：“不要慌，我这个司令陪着你们，给你们壮个胆、保个险。”过后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死，他说：“当时不怕炸死，就怕原子弹不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张蕴钰即兴赋诗欢呼说：“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立龙，笑飞触山崩，呼成功，欢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