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圆桌会

　　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希望考古工作者“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前，总书记也多次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的考古学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考古该如何心怀“国之大者”，让历史照亮未来？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特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余西云，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就此展开探讨。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李冀

　　考古鉴今  融通古今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历经哪些发展阶段？考古如何“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如何“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孙庆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五四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对科学上古史的追求，催生了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但当时国家衰败，文化凋零，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考古学才真正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大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构建文化谱系。当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甲骨文所载的商代晚期，距今约3300年，而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更是晚至西周王朝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文字记载之前的漫长“空白”，需要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填补。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重建中国古史。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干来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

　　重建中国史前史并非是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的简单对应，而是要阐述中国史前社会演变过程，尤其是探讨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这两个与远古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苏秉琦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概括为发展阶段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类型，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续篇，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

　　第三阶段：新时代的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把握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需要准确把握考古学的学科特点，更需要准确把握考古学的时代命题和时代需求。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活水和文化沃土，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厚滋养，开展文明阐释研究是时代赋予考古学科的新命题。

　　未来中国考古学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三个讲清楚”来展开，即讲清楚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贡献；讲清楚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的当代价值。只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基因，正确诠释中华文明价值，才可以真正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才可以真正“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深刻认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丰富内涵？考古以鉴今的价值何在？

　　孙庆伟：学懂弄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丰富内涵是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苏秉琦提出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标志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诞生。这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实现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

　　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提出了中国史前文明“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的新见解，强调中原为花心，华夏族为主体，其外围分布着两层文化圈。外圈对内圈的依存作用，也就是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文化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

　　总书记强调：“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实践证明，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不能脱离文明大国、遗产大国、史学大国的具体实际。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坚定学科自信，围绕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体系。

　　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了解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治国理政的大智慧。有理想、有抱负的考古工作者都应该勇立时代潮头，紧跟时代步伐，将学科发展自觉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为党述学，为国立论。

　　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考古学以“通古今之变”为鹄的，以研究人类文明的“变”与“常”为学科己任，在历经文化谱系构建和古史重建之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重心必然要转向文明阐释的主战场——“凝练文明基因，阐发传统价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核心使命。考古学者要善于运用考古学的手段，科学挖掘蕴含在中华文明瑰宝中的优秀文化基因，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重大贡献，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推动人类文明走向“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

　　考古理解历史  历史影响未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考古对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有何意义和价值？

　　余西云：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基于文化遗存重建人类历史的方法，将人类历史重建带到实证的境界，带到科学的范畴。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揭示了中国境内二百万年以来的人类演进的脉络，揭示了一万年前后的农业起源及发展过程，揭示了五千多年前迈入文明社会及国家形态的变迁，揭示了一系列灿烂的文明成果，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中国考古对认识中华文明的意义何在？如何体现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余西云：史前考古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提供了很多文献历史比较缺乏的内容，丰富和充实了历史科学的内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发展的文明。中国文明既具有普遍性，也有区域性和特色，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何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如何“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余西云：中国特色，体现在立足田野考古，用考古资料论证具体课题，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和独特的演进过程，构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国风格主要体现在考古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创新；中国气派主要体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创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关键是不照搬已有的概念、观点和结论，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古学的科研实践。

　　考古学是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人类文化及其历史的学科，只有以田野考古为基础，不断推进考古学研究，不断取得学术创新，才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及特色，更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的变迁过程和动因，才能讲好中国古老文明的故事，展现中华文明的风采。

　　考古学的使命是发现、研究古代文化与文明，保护好和利用好文化遗产，传承文明，让古老的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尽可能使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与活力。

　　触摸岭南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从考古中梳理出岭南文化的脉络？

　　曹劲：岭南文化的三大主要来源：一是固有的本土文化。珠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二是南迁的中原文化。秦汉以后，岭南统一于中华，强势而先进的中原华夏文明有如“韩潮苏海”，席卷珠江，构成岭南文化的主体。三是舶来的域外文化。秦汉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外来文化给岭南文化注入新活力。当代岭南文化具有五个主要特点：重商、开放、兼容、多元和享乐。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更是独具艺术和文化风格。

　　考古发现勾画岭南文明发展脉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时代地点群、英德青塘遗址、高明古椰贝丘遗址、深圳屋背岭遗址、博罗横岭山墓地和“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等被列为考古新发现。其中，郁南磨刀山遗址是广东年代最早的文化遗存，其发现将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延伸至距今60至80万年前，填补了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址有分居东西两翼近海地带的遂溪鲤鱼墩、潮安陈桥两处贝丘遗址，及粤西贺江岸边的封开簕竹口遗址和粤东南澳象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出现两类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石峡文化，揭示出岭南迄今所见这一时期的最高等级聚落。在粤东、粤北、粤西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则体现为类虎头埔文化遗存。

　　以长江下游为核心的印纹陶、原始瓷文化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而广东同样存在着这个时期的遗存：如东莞村头遗址、东源县龙尾排部分墓葬、平远县水口窑址的部分遗存。博罗西埔上岭遗址从商时期延续到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亦在广东留存了大量相关的历史遗迹。广州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大型彩绘石室墓，其出土器物突出地体现了中原文化、百越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南越国宫署遗址作为汉代广州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在，特别是南越国和南汉国两个政权的中枢所在，见证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历久不衰的发展历程。以汉代墓葬为主体的乐昌对面山遗址，发掘了自东周至隋唐的墓葬约200余座。公元971年，“南汉”政权被北宋所灭，宋元明清时期陆地田野考古成果体现在古窑址、古墓葬和寺院遗址三方面。

　　考古发现让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广东地区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也越来越真切地触摸到早期岭南文明脉动的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