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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聚焦智慧城市 建言广州“数字孪生城市”建设

让城市更智慧 让市民更幸福

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文谦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袁媛
广东省数字政府研究院院长余坦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公众号“城市战争”创办人孙不熟
上海大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陈吉栋
广州市智慧城市运行中心。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

  智慧城市

  对接30多个部门的业务系统,归集超30亿条城市运行数据,囊括交通、城建、城管等20余个专题,实现对城市运行体征的实时监测和大数据分析应用。在广州市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内,广州城被数字化复制后的孪生品,华丽地跃然超大显示屏上——这就是广州历时一年多时间的建设,已经搭建完成核心底座的“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中枢。

  广州正在打造涵盖态势感知、运行监测、决策支撑的“数字孪生城市”,这将为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和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城市运行管理水平,推动综合城市功能出新出彩提供重要支撑。广州日报请来北京、上海及广州三地知名业内专家、学者,共同为广州的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出谋建言。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黄庆

  “数字孪生城市”,其实就相当于通过数字化重构一座现实的城市,实现实体城市向数字空间的全息投影和精准映射,以此增强城市治理灵敏感知、快速分析、迅捷处置能力。    

  ——梁文谦

  “穗智管”城市管理中枢是广州在建设“数字孪生城市”、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将为全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提供参考和示范。        

  ——袁媛

  广州的数字政府建设、公共服务数字化工作在全国都走在前列。广州这方面基础扎实,创新方面力度较大,成效非常显著,应该说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对政府服务能力的赋能作用。

  ——余坦

  要让一个2000万人口级别的城市正常有序地运转,需要更为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辅助。“数字孪生城市”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超大城市得到有效的智能化管理。如果这个技术水平能进一步提升,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人口超过3000万、4000万的超级城市。

  ——孙不熟

  数字化是新阶段,智能化则是发展趋向。其实,包括杭州的城市大脑、广州的穗智管以及上海的一网统管,基本路径是一致的,只不过各自的切入点或者聚焦的地方不太一样。   

  ——陈吉栋

  深化大湾区城市联动发展

  广州日报:各位都对广州的数字化改革建设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那么对于广州数字化建设接下来的工作有些什么建议呢?

  余坦:我认为三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加强。一是政务服务以及民生服务的能力。数字政府建设,永远要把老百姓的获得感放在第一位,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二是城市的治理能力,“放管服”,如果管理不好的话,那么服务也会面临瓶颈。三是数据要素的配置改革,就是要释放数据红利。中央连续把数据作为第5大生产要素明确列出,广东省也发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行动方案,广州未来应该做出更多的探索。

  袁媛:我也有三点建议。一是探索建立“自顶向下+自底向上”相结合的城市治理机制。“自顶向下”指的是市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建立市、区、街(镇)、村(居)四级联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自底向上”指的则是在一些场景下,以市民和企业等社会力量为主体的网络社群式治理方式也可以成为与“穗智管”、智慧社区等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

  二是深化“穗好办”与“穗智管”的互通和协同。“穗好办”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对象是个人、企业,侧重服务和质量;“穗智管”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对象是事件,侧重管理和处置;未来可以在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尺度下,进一步加强两者的数据互通和业务、场景联动。

  三是探索数字化如何支持城市间的联动发展。广州正积极发挥重要引擎功能,着力推动穗港澳合作,深化广深双城联动机制,推动更高水平的广佛全域同城化和广清深度一体化。

  陈吉栋: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与结合,而具有信息化素养的人是关键。有了大的投入、好的技术,还需要具有“信息素养”、规则意识的人。广州的“穗好办”“穗智管”也好,上海的一网统管也好,最终要实现的都是精细化管理,更好地为市民提供服务。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力培育具有信息化素养的人,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为市民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

  孙不熟:我们现在的数字化,面对个人的应用场景是很多的,比如“穗好办”“穗康码”,但是面向企业的是不是还可以更多一点?粤港澳大湾区有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对数字化、智能化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下一步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更多跟数字化联系起来。

  梁文谦:我们将以让市民更幸福、让企业更满意、让城市更智慧为工作目标,深入推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更好地发挥广州市数字政府建设的牵引作用,全面推动广州市“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智慧城市”一体发展。接下来的工作将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构建城市服务便捷高效、城市治理精细智能、产业经济领先发展、城市部件泛在感知的创新型城市框架,将广州市打造成为全球创新型智慧城市的引领者,全国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排头兵,全省数字化转型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支点,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的政务服务、城市治理体系及发展模式,让老城市持续焕发新活力。

  广州市级政务服务实现了4个100%,即市级“一门率”100%、“一窗率”100%,市级依申请事项100%可网上办理、100%“最多跑一次”。

  数字化发展支撑城市智能化管理

  广州日报:“数字孪生城市”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到底什么是“数字孪生城市”?广州在这方面的发展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梁文谦:“数字孪生城市”,其实就相当于通过数字化重构一座现实的城市,实现实体城市向数字空间的全息投影和精准映射,以此增强城市治理灵敏感知、快速分析、迅捷处置能力。

  广州自2020年起全力攻坚建设“穗智管”,按照数字孪生、万物互联、实时感知、运筹帷幄的建设原则,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一图统揽、一网共治”运行模式,通过经济、医疗、城管、交通、生态、民生等各领域要素的数据联动融合分析,在20多个主题场景基础上打造“羊城先锋”“疫情防控”等一体化应用专题,建成泥头车跨部门综合治理、三防综合指挥调度、重大节日专题等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综合应用场景。

  “穗智管”将建设成为城市运行管理的总枢纽、总平台、总入口以及领导决策的指挥部、驾驶舱、调度台,实现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重点领域运行状态“一网统管、全城智治”,支撑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科学化,努力探索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袁媛:按照我们的理解,“数字孪生城市”实际上是三个空间的融合共生,就是城市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数字空间。物理空间就是城市的建筑物、道路、桥梁等实物;社会空间更多是以人的活动、人的组织为主;数字空间则是前二者转化为数字化的映射。“数字孪生城市”首先要对城市物理空间进行全面的模拟和非常逼真的呈现,在此基础上把社会空间中人的活动以及城市各种信息流、事件流、资金流等信息叠加进来,进行数字空间的分析,再反哺到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进一步去优化真实世界,达到三个空间的融合共生。

  “穗智管”城市管理中枢是广州在建设“数字孪生城市”、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将为全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提供参考和示范。

  余坦:广州提出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其实是数字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一是广州本身有基础,整个城市的数字化发展,包括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都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基础底座非常牢固。第二是确实有很迫切的需求,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在国家的全面深化改革层面也好,对外开放层面也好,都是承担标杆和窗口职责的。所以,广州不光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承担着为国家解决问题、树立标杆、探索经验的使命和职责。打造“数字孪生城市”,既是广州自身的需求,也是广州履行对省和国家使命职责的需求。

  广州日报:广州在“数字孪生城市”方面与国内外其他城市相比,有哪些异同呢?

  陈吉栋:一切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的基础都在于对数据的管理,广州在数据管理方面,尤其是公共数据市场化利用方面起步早、步伐快。

  城市的信息化转型要经历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三个发展阶段,信息化国内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开始,数字化是新阶段,智能化则是发展趋向。其实,包括杭州的城市大脑、广州的穗智管以及上海的一网统管,基本路径是一致的,只不过各自的切入点或者聚焦的地方不太一样。

  孙不熟:广州是现在全球少见的几个常住人口超过1500万的超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治理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难题。为什么全球很多发达城市,比如纽约、伦敦,常住人口只有1000万左右?这是因为城市规模达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阶段,如果规模继续扩大,城市的管理水平就跟不上日益膨胀的人口了。国外基本上发达的超大城市一般到1000万就是极限,但在我们国家,未来达到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可能会有10个以上。要让一个2000万人口级别的城市正常有序地运转,需要更为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去辅助。“数字孪生城市”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超大城市得到有效的智能化管理。如果这个技术水平能够进一步提升,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人口超过3000万、4000万这样的超级城市。

  广州的特点首先是城市规模特别大,第二是流动人口特别多,第三是城市管理复杂度特别高。除了是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要服务管理的不仅是市区的近2000万人,还要服务整个大湾区的超7000万人。为什么一到节假日,广州地铁、广州南站的客流量就要超过北京、上海?就是因为北京、上海没有广州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所以说,广州对城市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管理的需求是最紧迫的。

  广州数字化公共服务全球领先

  广州日报:除了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建设,广州在提升公共服务的数字政府建设工作上也有飞速发展,哪些亮点让几位专家印象最深刻呢?

  梁文谦:近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广州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大力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和智慧城市建设,为推动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大力对政务服务提档升级,深化全国首创的“一窗”集成服务改革,着力打造一网通办、全市通办的“穗好办”政务服务品牌,推出了全市移动政务总门户“穗好办”APP,向群众和企业提供流程最优、操作最简、体验最佳的一站式移动办事服务。

  目前,广州市级政务服务实现了4个100%,即市级“一门率”100%、“一窗率”100%,市级依申请事项100%可网上办理、100%“最多跑一次”。“穗好办”APP累计注册用户超1100万,提供服务事项1700多项。广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整合各区、40个市直部门的81条非紧急类政务服务专线,服务量累计近7000万件,接通即答、接诉即办,是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连心桥。

  袁媛:广州在数字化公共服务方面,目前应该是全球领先水平。在腾讯研究院去年发布的《2020数字中国指数报告》中,广州市数字政务指数在全国排名第一。

  今年5月、6月,“穗康码”创新赋码标识,首创“黄码”制度,支撑控制疫情蔓延、外溢;上线“高考”标识,为封闭封控区域考生保驾护航;上线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有效“紫码”功能,支撑离穗人员管理,简化核酸有效期识别方式,提高查验效率。这些都体现了,政府利用数字技术迅速化解疫情风险的能力在增强,数字化的温度和包容性也在不断增强。

  余坦:广州的数字政府建设、公共服务数字化工作在全国都走在前列。广州这方面基础扎实,创新方面力度较大,成效非常显著,应该说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对政府服务能力的赋能作用。

  国办委托中央党校做的全国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广州连续多年处在全国前列。“数字政府2.0”就是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和一网协同“三网融合”,“穗好办”和“穗智管”一样,都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广州一直是一个非常强调服务的城市,“穗好办”也是广州在智慧化城市服务和城市管理方面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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