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圆桌会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发展国际消费中心”长远谋划。2021年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今天的广州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既面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又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的全新挑战。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将如何促进广州提升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从而形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格局？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邀请著名经济学家贾康、谢鲁江、董小麟对此展开讨论。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李冀

　　消费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国家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看待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培育建设的现实意义？

　　贾康：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前，世界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如今，国际经济大循环动力有所减弱。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外贸：投资想要再扩大规模显然已受多种因素制约，传统旧基建需要升级，而新基建所侧重的高科技在“卡脖子”核心技术上受到外部围堵；外贸受到错综复杂国际环境的影响而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调动消费需求的潜力变得更加重要，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注重消费驱动赋能，成为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这一举措，顺应了历史新阶段的发展需要。

　　当前，这五座城市已有相对较高美誉度和一定程度国际旅游目的地属性，不仅有较大规模的常住人口，更有源源不断的流动人口以及工商、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带来的人气。伴随大量消费需求，繁荣的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供需对接带动城市活力，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具备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设的优势和条件。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何在？对后者将产生何种影响？

　　贾康：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成长性支撑的“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国内需求潜力巨大，表现为多个方面：首先，中国有14亿多人口，并在改革开放中，已使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升为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消费支撑力在强化过程中；第二，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世界工厂”式的生产能力、较完善的工业与服务业配套能力，可形成供给侧优势；第三，中国拥有1亿多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以及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成员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具备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客观依托条件；第四，中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完成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成长空间相当可观，不断推进供需循环畅通前景不可限量。这些显示着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强大支撑力，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前景。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就要打造更多更好的消费场景，吸引有支付能力的人口，聚集人气，形成活跃的市场，带来更多消费需求。打造更好消费场景，需要更多成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带来重资产类型的投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明显有益于消化近年由房地产开发放缓等方面造成的过剩重工业产能。旺盛的消费需求与供给侧的供给能力互动，使有效产出活跃在各类消费场景中，增强的不仅是城市活力和城市品牌美誉度，更有益于增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聚合效应。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涉及内外循环多个环节，所形成的合力将产生广泛积极影响。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消费驱动时代，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基本要素有哪些？

　　贾康：城市本身的规模、发达程度和支付能力要作为基本盘，以完善且高水平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和服务质量有效增强对外吸引力和产业辐射力，这些要素支撑区域的消费活动。

　　国内消费城市已有若干高地，跟国际相比仍有差距。中国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总量，但具备较高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群体有待发展与培养。人次概念上的消费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有消费能力的人对更高品质消费品尚有较强的去境外购置的心理，价格、品类、氛围、场景等方面中外对比的横向差异，都可能导致国内消费力流失。为此，要注重在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强优势补短板，促进消费端提档升级，以充足的高品质产品与服务满足需求，丰富、扩展适宜的消费场景，壮大消费基本盘。同时，注重以文旅、商贸、会展、节庆等活动不断吸引外来流动人口，在大流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形成更多客流、更高人气和更大规模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进入一种高质量经济循环的状态，支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培育。

　　总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经济、增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活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新旧动能转换关键要领之一，是充分调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消费潜力与驱动力——率先在我国五大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实现目标的必然选择。

　　深化产城融合激发城市活力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于现阶段经济建设的作用何在？

　　谢鲁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能推动城市经济、文化、社会融合发展，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把质量和效益作为衡量发展绩效的主要标准，坚决摒弃粗放式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城市综合生态系统建设。城市的活力，消费的繁荣离不开产业支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消费提档升级势在必行。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让产业发展带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谢鲁江：首先我们要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着力点、以制造业为根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坚决保持和充分发挥我国全产业体系的优势。经验表明，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尤其是我国作为14亿多人口的大国，坚持把经济发展的中心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和发挥现代产业体系的优势，对于我国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有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要放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大力增加有效供给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以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畅通和扩大国内经济循环，有助于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循环的实力和能力。

　　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要明确根本诉求是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进行全方位的现代化改造和提升，例如和信息化相融合、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提高其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等等。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和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吻合，要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组成部分，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强有力的推动者，优化升级的重心要放在提质增效上。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如何才能释放出强劲且持续的消费力？

　　谢鲁江：作为一般规律，工业化进程刚开始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等，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工业化就会有一个快速增长，这就是经济起飞的阶段。起飞阶段之后各方问题出现，需要通过整合来处理这些问题，随后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消费的空间、需求的空间就成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所以现在经济发展除了培育新动能、释放新活力之外，还要找空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就是充分释放消费力，就是要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民生来释放。改善民生让经济发展空间更大，消费需求带动起来也就意味着老百姓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也反映出内需空间在扩大。

　　从前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支柱型工业产业，虽有差异但总体相似，供给侧产能过剩，依靠投资和外贸消化产能似乎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优化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国内消费力，因此要推进产城融合，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形成若干立足国内、辐射周边、面向世界的具有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形成一批专业化、特色化、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使其成为扩大引领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打造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载体和新引擎。

　　用好广州优势激活消费端和供给侧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内涵何在？具有哪些特征与标志？

　　董小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一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对接的重要标志之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本内涵是拥有国际化消费环境优势、集聚国际性优质消费资源，具有全球性消费美誉度的国际大都市。其基本特征或标志应包括三方面：从供给侧看，具有消费品供给质量优越、品类结构丰富、服务功能完善、创新引领力强的特征；从需求侧看，具有较高水平的国际性消费力集聚，消费流量大、消费者信心足，消费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从城市的消费环境质量看，城市营商环境优越，市场竞争活跃而有序，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可靠保障，城市国际化交通枢纽建设及城市内部交通体系完善，促进商贸文化旅游等发展的城市规划及布局合理，城市形象的国际化推广积极有效。在此三大方面共同作用下，城市的国际消费力、吸引力与辐射力能显著增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就有了核心的支撑力。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与国际上成熟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相比，国内五城的差距何在？

　　董小麟：五个首批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城市，总体上是我国当前消费总量较高的城市，其中四个城市在2020年全国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排在前四位，在消费量级上有绝对优势。对照世界范围较成熟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最明显的差距有两个方面：第一，国际消费力的人气集聚度尚有不足。第二，国际消费的时尚性潮流性的引领功能尚存不足。纽约时尚设计产业全球领先、伦敦创意产业发端在先，背后的原因与发达国家因消费力保持领先，倒逼消费品在设计和供给方面不断创新密切相关。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遇到的挑战，除了吸引境外购买力，更需加快吸纳国人境外消费力回流。近年来，随着国内人民群众消费需求从量的增长向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转变，国内市场供给存在结构性不适应消费需求的状态；中国在提供国际旅游业最大客源的同时，中国游客的境外购物占其旅游消费总开支的四成以上，购物支出的总额和占比均列全球第一。这种巨大购买力的外流，呼唤着国内高水平消费供给的创新。所以，我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增强内需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的重要抓手，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广州在激活消费端和供给侧两方面，提升路径何在？

　　董小麟：广州要加强消费端与供给端联合发力，实现城市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集成创新。从消费端看，广州要发扬重视消费权益和消费环境建设的优势，在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中，把促进消费便利、消费安全、消费满意的市场环境建设继续纳入其中；要本着“先有人气，后有财气”的逻辑营造人气。从供给端看，广州服务消费的商贸体量大、业态丰富，供给品种繁多，但需要进一步从高端消费品供给上发力，做大广州消费供给端市场主体的规模效应，加大引进国际名优品牌的“首店”和高端品类；要规划打造特色消费集聚带（区）；要在城市更新中着力改造传统商业街、商贸市场，实现供给体系和消费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质量协同提升；要为服务消费者的中小微企业在物流配送、创新技术、信息获得等方面建设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的平台；要进一步增强供给端企业、行业商会参与营商环境建设、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合法竞争秩序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形成高质量的城市消费供给的美誉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双向开放，这也是广州优势。广州要做大国际经贸网络体系，发挥华南重要门户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带动消费新地标建设、提升消费品流通效率和规模、构筑国际性科技文化商贸平台、增强国内外消费购买力吸纳能力等，加快形成国际消费资源丰盈、优质消费品供求兴旺、综合消费力持续提升、海内外消费者信心充盈的国内、国际知名的一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