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除署名外）

　　“考古学联结着我们过去辉煌不断裂的历史与无限的未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的开幕现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一级调研员徐颖的这番话，打动了现场的媒体和观众。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作为首个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广州考古成果专题展，昨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协办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开幕。

　　展览共展出广州地区出土的秦汉时期精品文物332件（套），包括一级文物38件、二级文物43件、三级文物53件，另外还有广州地区近年出土的汉代金饼、陶胡人俑灯、珠串、汉代陶鸮形五联罐等尚未定级的精美文物，将展至2021年11月9日。

　　看点一：南越王墓出土精品文物

　　三枚金印首次一同离开广东展出

　　本次展览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目前为止在广州之外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亮相，共有143件/套。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来自广州地区的文物精品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兴趣。几位广州来的馆长、副馆长不断回应着媒体的提问。

　　展览中能看到全世界唯一一套丝缕玉衣。它是南越王的殓装。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丝缕”的做法不在史籍所载的玉衣金缕、银缕、铜缕三种等级之内，弥足珍贵。因为年代久远，加上墓室多次进水，所以出土时丝织物已基本腐朽，玉片散落一地。后使用石膏将玉衣“整体打包”运送至北京社科院，共花费3年时间才修复完毕。

　　“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印面长3.1厘米、宽3厘米，材质为金，有别于秦汉帝玺和汉诸侯王的规制。展览还展出了“泰子”（即太子）龟钮金印和“右夫人玺”龟钮金印。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馆长林冠男告诉记者，三枚金印同时出省展出，这还是第一次。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32枚衣饰用焊珠金花泡在20倍的显微镜下可以清楚地看到焊接点，很有可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岭南地区首次发现的铜勾鑃是古吴越族的乐器，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山东等地均有发现，江浙最多。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印花织物工具——印花铜凸版可以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纱纹饰相对照。它们展示出秦汉时期广州与各地的广泛交往。

　　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表示，此次院方提供了144件/套出土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近年广州秦汉考古重要新成果，如金饼、陶胡人俑灯、珠串，还有2020年新出土的汉代陶鸮形五联罐等文物精品。

　　广州两汉墓葬中出土大量珠饰，据不完全统计多达2万余颗，材质丰富，形状多样，除了本土制造以外，有些在制作工艺上吸收了海外元素，有的直接属于舶来品。展览中的十二面焊珠金球在广州地区出土仅3件，体现了地中海沿岸流行的金工技法；广州动物园出土的费昂斯珠无论是化学成分还是器型，都具有西方风格。它们应都是从海外输入的域外珍玩。

　　展览中展出的熏炉在广州汉墓普遍出土，反映了当时熏香之风盛行。而熏香所用的香料多来自东南亚、西亚、中亚与欧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广州。熏炉的大量出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千多年前广州与海外的交往关系。此外，广州熏炉的形态、制作对后来中原地区的熏炉影响也很大。

　　展览中展出了多件陶灯具，又名托灯俑。据介绍，广州西汉晚期墓中开始出现陶质托灯俑，东汉墓有更多发现，这些或头顶，或手托灯盘的俑，体貌特征与汉人炯然有别，被称为“胡人”。俑的形象皆跣足，多数深目高鼻，捏出或划出络腮鬍须，也有的宽鼻厚唇，有的戴耳环，有的缠头巾，外貌及装扮体现了不同族属、人种的特征。广州汉墓出土的俑座灯位于主人棺具的前后处，很可能是汉代达官富人来自海外的掌灯家人形象。这些陶俑体现出当时广州作为“国际都市”的开放性，及对海外的吸引力。

　　赵佗和陆贾饮酒畅谈或许就在“华音宫”

　　看点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精品文物

　　“让博物馆里的文物都活起来”

　　“‘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徐颖表示，“广州秦汉考古揭开了广州两千多年统一时代的序幕，展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区域文化性格形成发展的重要过程。如今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国家中心城市与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广州，是秦汉大一统背景下区域跨越式大发展的自然延续。”

　　他同时指出，广州还是世界著名的沿海港口城市，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秦汉时期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肇始阶段的重要港口。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统一，为海外贸易的开拓、为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跨板块节点的持续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配合城市建设，广州开始大规模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秦汉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点工作。60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区先后发现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宮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及大量汉代臣民墓葬。其中南越文王墓是华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墓主身份最高的汉代彩绘石室墓，被称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考古五大发现之一；南越国宮署遗址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汉代宫苑；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是世界上迄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木构水闸遗址，反映了汉代的高超水利技术。

　　在同一城区内同时发现保存较为完好的王宫及御苑、王陵和水利工程等系列汉代遗存，这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此外约2000座秦汉时期臣民墓葬的发现，为复原研究秦汉时期广州的都市风貌、风俗民情及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王宫、王陵、水闸和臣民墓葬，共同展示了秦汉时期广州（蕃禺）以至岭南地区的生动历史图景。

　　“我们力图让这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都活起来，为全社会增加历史文化滋养。”徐颖说。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秦汉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交流的许多细节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两千年前的秦汉南域以其独特的位置占据着秦汉版图上光辉璀璨的一角，两千年后的广州则延续包容开放的历史传统，继续书写发展复兴的全新篇章。

　　展览中展出了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岭南第一简”南越国木简。它是南越王宫的纪实文书，反映出宫室管理、职官刑律、物品进贡和社会风俗等多方面内容。南越王宫博物馆副馆长李灶新对记者说，木简上的文字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简牍文字很接近，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多枚秦半两钱等流通货币，“这些小东西充分说明了当时‘车同轨，书同文’推进的程度。”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特大方砖边长达96厘米，厚度16厘米，重达150公斤，尺幅超过秦汉中原地区众多宫殿建筑的铺地砖，堪称秦汉考古发现第一大砖。展览中展出的一件大方砖边长也接近70厘米，厚12.5厘米，重达107.8公斤。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万岁”文字瓦当数量众多，文字写法多样，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多变的艺术风格。“万岁”是欢呼祝颂的代语，寓意长寿吉祥。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带釉砖瓦的釉呈青灰色，玻璃质感强，可有效防止雨水渗漏，是当时砖瓦烧制工艺的一大进步。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釉瓦实例。李灶新说，过去我们认为中国的釉瓦出现于北魏时期，而它的发现将这一建筑工艺上的创造时间大大提前了。

　　2003年南越国二号宫殿基址出土南越王宫博物馆藏10陶器盖残件，表面戳印“华音宫”三字。“华音宫”未见史籍记载，应是南越国自主设置的宫殿。“华音宫”应当是寓意“华夏之音”，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字或许寄托着南越国主赵佗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李灶新甚至进一步提出，它可能与当年陆贾南来与南越王赵佗相谈甚欢的历史事件有关，也许，当时他们饮酒畅谈的地点，就在这座华音宫里。

　　“所有的细流最终汇成大海”

　　“如果说，考古发现揭示的秦汉广州文化是涓涓细流，那么它的征途是奔向华夏文明这个大海。正如展览名称‘海宇攸同’所揭示的：地域文化是大一统文化的细节呈现，所有的细流最终汇成大海，文化的最终愿景是实现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李民涌表示。

　　近年来南越国宫署遗址、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以及大量汉代臣民墓葬等重要考古遗存相继被发现、发掘，为今人一睹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风貌提供了条件。而将这些成果集结送至省外则属首次，“可以说此次展览汇聚了广州秦汉文物精华”。李民涌说。

　　展览从“南域明珠”“四宇同光”“美食美器”和“丝路序章”四个单元，为观众展示秦汉一统的视角下广州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与特色。

　　“南域明珠”主要讲述秦拓南土、南越建国及帝国一统的历史进程。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启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首次经略。经过秦汉帝国四百余年的积极经营与大力开发，岭南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广州迅速崛起，成为海内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和繁华的大都会，也成为秦汉帝国南域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四宇同光”涵盖了汉、楚、越、胡等风格的器物。秦统一岭南以前，岭南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诸方面就有过联系。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岭南越族人民一方面吸收了中原文化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长处，另一方面又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特点，创造出独特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南越国时期的文化艺术是岭南越族、中原汉族和相邻兄弟民族共同的智慧结晶，岭南越族博采众长而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艺术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辉煌的一章。

　　“食在广州”，饮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涵盖着物产、风俗、礼仪、历史等多方面的内容，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美食美器”，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岭南地区极具特色而又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内涵。

　　作为“丝路序章”的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方，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于南海之滨的南越人祖先，就已利用舟楫之便，在东南沿海巡游并已涉足太平洋群岛，从事季节性的生产活动。秦平定岭南之后，建番禺城，为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开启了持续两千多年不断繁荣发展的悠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