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年前,一个东莞中学的学生带着四册书稿拜见了一位学界大咖,自此开启一段不凡的学术人生。他先是被破格录取为北大国学门研究生,未毕业就出版了专著,此后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终成一代学术大家。
这位中学生正是莞籍著名学者容庚先生,而那四册改变他人生命运的书稿就是其成名作《金文编》。容庚一生著述30余种,其中《金文编》可谓倾尽其毕生心血,六十年来从未间断地进行增补和修订,容庚先生年过八旬时仍在进行第四版的增订工作。从1925年到1985年六十年间,《金文编》先后有四个版本面世。容庚写就了《金文编》,而《金文编》成就了容庚。
今日,“容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活动将在东莞启动,6个主题展览、4场专题讲座,将全方位、立体化深度解读容庚先生丰厚的学术人生和高尚的个人品格。而《金文编》是了解容庚先生的一把钥匙。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汪万里 通讯员万彦、麦淑贤
东莞市委宣传部供图
何为《金文编》?
要了解《金文编》,就得先了解金文。金文,也叫铭文,是从商周至秦汉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记录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如果要研究当时的历史,就必须先看懂金文。怎样才能看懂呢?那就需要工具书。
在以往的工具书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本:一本是北宋吕大临(被后世称为“金石鼻祖”)所编的《考古图》,收录了200多件青铜器和玉器,书中描绘器型、描摹铭文。另一本则是晚清吴大澂所编的《说文古籀补》,按照《说文解字》体例编排,集录先秦青铜器铭文为主,兼收石鼓文、古币文、古陶器文,共收录4700余字。
容庚充分吸收了前辈的研究成果,参考《说文古籀补》的做法,临摹3000多件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拓本或影印本,撰集成《金文编》,成为中国首部金文字典。《金文编》不仅是一本字典,也是一部专著,对于金文字形的辨别、选定、释读、解说,有独到的研究见解,亦是学习篆刻、书法的字帖。时至今日,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是中外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权威工具书。
容庚为何要编《金文编》?
一个青年人为什么会对金文感兴趣,立志要去编一本字典呢?这就得从容庚的成长环境和学习经历说起。容庚成长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学熏陶,少年时和弟弟们跟随舅父邓尔雅学习篆书和刻印。而邓尔雅是岭南篆刻名家,他认为学篆刻的人若无文字学功底便难有成就,于是有意引导容庚兄弟学习古文字。
在学习的过程中,容庚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相关工具书不多,《说文古籀补》等书虽然可以参考,但内容驳杂,资料不全。因近代以来出土了不少青铜器,拓片比较容易收集,于是容庚决定编写《金文编》,这一年,他22岁,刚从东莞中学毕业。这个想法得到舅父的鼓励和支持,后来邓尔雅专门为容庚刻印“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激励他将研究古文字作为终生志向。
此后整整六年,容庚潜心研究,日夜摹写铭文,注明每字来源,编选名家考释,终于写成四册稿本,其中商周金文编三册(正文一册、附录一册、拾遗一册)和秦汉金文编一册(即后来出版的《秦汉金文录》)。
《金文编》 如何成就容庚?
1922年夏,容庚北上求学,途经天津时携《金文编》稿本拜访当时的学界“大咖”罗振玉。罗振玉多次翻看稿本,对容庚十分赏识,向时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的马衡写信推荐。因《金文编》体例严谨、材料丰富,马衡决定免试破格录取容庚为国学门第二期研究生。
当时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可谓“众星云集”,蔡元培兼任所长,沈兼士任主任,委员则有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马衡、陈垣等,还聘任罗振玉、王国维等名师为通信导师。入读国学门后,容庚获得更多名师指点和研究资料,不断修正充实《金文编》。
1925年春,《金文编》写成。胡适将书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当时研究金文的人较少且影印费用昂贵,商务印书馆决定不予出版。当年夏天,罗振玉得知消息后施以援手,出资石印几百本,署“贻安堂印行”。容庚对此非常感激,常说“没有罗振玉就没有今天的容庚”。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曾在《我的祖父罗振玉》中提到“容感公扶持,新中国成立后所得《金文编》再三版酬金遗我祖母,以志不忘前惠。”
《金文编》初版共有六个序言,是各个版本中最多的,除容庚自序外,分别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邓尔雅、沈兼士五位导师的序言“加持”,数篇序言呈现了其深厚的学术渊源。
因内容丰富、考据严谨、博采众说,《金文编》一出版就受到学界好评,亦作为容庚的毕业论文,获得优良成绩。1929年,容庚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件,写信人是与其素未谋面的郭沫若,信中言及“近复推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
《金文编》出版后,容庚在学界一举成名。1926年3月,受聘为燕京大学襄教授(相当于副教授)之职,一年之后破格晋升为教授,并担任《燕京学报》主编,又先后受聘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京二十余年间,容庚以《金文编》广交良师益友,开阔了学术视野,走向“由文字而及器物,由器物而及于史迹”的治学发展之路,先后编撰《宝蕴楼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中国文字学形篇》《中国文字学义篇》《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商周彝器通考》等专著,终成一代学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