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物 大时代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以下简称农讲所），馆内收藏着大量与中国革命史、农民运动史、社会主义建设史相关的珍贵文物。基于农讲所纪念馆“历史实景地”和“公共纪念馆”合二为一的鲜明特点，基于其相当数量的馆藏文物的独一性、历史性，馆方联合广州日报，共同推出“小文物 大时代”红色文化传播项目，借助系列短视频、手绘长图、特色手账等立体传播手段，以创新的模式，让广州本土的红色文化资源，具备更强的传播效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忧子

　　（部分图片由广州农讲所纪念馆提供）

　　通讯员：谈蕴哲

　　用新的技术手段

　　萃取红色文化的“密码”

　　在推出的系列视频第一期（可扫左图二维码观看视频），为大家带来了国家一级文物《农民问题丛刊》。

　　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所长毛泽东负责《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并在1926年9月，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丛刊的出版发行，改变了以往研究农民问题资料匮乏的状况，为农讲所学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农运干部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学习材料。农讲所中，就收藏着这套珍贵的“丛刊”，一套24本。它们曾经有力促进了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当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在今天仍然绽放着夺目的光芒。

　　在红色文化的热潮中，许多曾经深藏在时光中的文物，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芒。许多业内人士指出，通过对文物内涵的深入挖掘及叙述方式的精心设计，那些“不起眼”的“小文物”也能变得非常有趣、动人、有力量。新媒体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载体、新平台和新方式。合理利用新媒体，不仅有利于深入萃取红色文化的基因密码，而且有利于红色文化在当代环境下的传承与创新。

　　在本系列视频中展示的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员孙选的书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只长方形的朴素藤箱，见证了这位江阴县第一位共产党员、年轻的革命烈士光辉的革命生涯。

　　孙选在1926年4月由中共上海区委选派到广州参加第六届农讲所学习。毛泽东曾根据孙选汇报的江阴农民运动情况，于1926年10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179期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毕业后，孙选回家途中买了这只藤箱，用来装书。他在江阴发动成立农会，并于1927年3月领导成立了当地第一支红色武装——江阴农民自卫军，组织江阴县农民运动训练班，培养了茅学勤、朱松寿多名农运骨干。1927年10月23日孙选被捕，11月13日牺牲于无锡城内南校场，年仅30岁。

　　如果用传统的图文形式来展现藤箱，恐怕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单向讲述”的窠臼，不容易一下子抓住观众。而采用视频的手段，不仅可以很好地展现文物的丰富细节，也能将相关的历史信息、时代背景等很好地融入，达到温暖、温情的效果。

　　发挥“聚合”功能

　　提升对历史的“完整”认知

　　广州农讲所正门门额上“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字样，清劲有力、端庄沉稳，是周恩来的手笔。1953年3月广州农讲所纪念馆开始筹建，同年10月，总理办公室转来周恩来亲笔题字：“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确定了馆名。1954年6月30日至7月5日间，周恩来到广州农讲所纪念馆参观，作为亲历者对复原陈列提出了宝贵意见，手稿也由总理办公室移交给农讲所纪念馆珍藏。1994年，周恩来手书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大家知道，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举办六届，培养了约800名农民运动骨干。除了位于中山路上的第六届农讲所旧址，大家往往忽略了其他两处重要的地点。实际上，第一届、二届是在越秀南路原“惠州会馆”，也即今天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举办，第三届至第五届在中山三路东皋大道1号（现东皋大道礼兴街6号）举办。所以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广州农讲所的来龙去脉，了解当时广东和全国的农民运动，并进一步了解工农运动在大革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需要将一届到六届农讲所连起来看。

　　在此次农讲所联合广州日报推出的系列视频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文物的来龙去脉，也能获得更多的有关农讲所的知识，可以说是从一个小的点，进入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实际是发挥了媒体的“聚合”功能，将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成果在整合、强化的基础上加以翻译、解读和分发，让普通观众更好地理解，更感兴趣。这对于扩大受众群，特别是提升红色文化在年轻人群中的传播率、在更高层面上满足社会大众精神层面的正能量需求，具有显著的意义。

　　行业风向标

　　“泛终端”传播模式 追求“共享”和“分享”

　　有研究者指出，随着5G应用的到来，“泛终端”的传播模式让“公共空间”迅速从线下向线上空间转移，由分散的“点”向立体的“矩阵”发展。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的互联网让场景的叠加更多元、更丰富，AR、VR等技术的成熟更使得场景可以在虚拟和现实之间自由转换。“技术赋权”使得大众传播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阶段，更让受众追求“共享”与“分享”。对于红色文物、红色史迹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许多文物与当下年轻人热衷的“潮”“酷”搭不上边，怎么让他们主动地去点击、去转发、去感悟？

　　就像这系列视频中广州农讲所第六届教员周其鉴、第一届学员陈伯忠两位烈士于1924年在广宁农会办事处用过的茶煲，今天看来已经略显残旧，煲身上的4个耳缺了3个，煲盖也不知去向。但如果深入它背后的故事，可以发现它见证了革命烈士筚路蓝缕的农运实践，以及他们真挚的战友之情。另一只彭湃用过的碗，则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的另一些珍贵瞬间。同样都是“广宁”，同样都是与“广东早期四大农民运动领袖”有关的文物，如果单纯地一一讲述，大家很难将他们放到一个完整的历史背景中去考虑，也很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仅从外观来看，它们与那些绚丽的丝绸、古瓷、青铜器也难以相比。

　　但通过创新的新媒体手段、巧妙的讲述方式，我们不仅可以把这些较为零散的文物通过互联网得到更好的传播，提升了观众的观赏体验，而且能让大家不只停留在“颜值”层面，而是更加深入地进入文物的“内心”。更长远地看，这些工作将通过日积月累形成具有历史保存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资料库，对红色资源的传承与发展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