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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扩建竣工开馆特别报道

　　在改陈后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主体陈列“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中，展出了一张巨幅照片——20世纪30年代广州东山一带鸟瞰照片。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可以看到会址房屋的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三大会址房屋的远景全貌。从鸟瞰照片中也可清晰看到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部长谭延闿的公馆简园等建筑。

　　馆方专家介绍，这张照片是从一位民间藏家处以电子版本形式征集而来。它让今天的人们对中共三大会址，有了直观的、感性的认识。

　　熟悉中共三大及其相关历史的人或许知道，三大会址的“再发现”曾历尽曲折。当年那座作为会场、金字瓦顶、坐西朝东的两层小楼，毁于1938年侵华日军飞机的轰炸。重新确认它，用了49年。这是广州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利用的一个经典范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一次寻根之旅。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张琳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庄小龙

　　依托周边标志物 定位三大会址范围

　　2006年7月1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开放。今天同属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除了会址建筑遗址，也包括了附近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以及简园、逵园。

　　为什么把几座“园”也一并纳入了文物保护范围呢？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三大召开的时候曾经各自发挥过不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对于重新确认三大会址所在，起到了重要的定位标记点作用。

　　据记载，广九铁路通车后，外国人和本地富商在东山择地大建住宅。民国时期的官员也因为此地交通便利、环境清幽，也纷纷在此兴建别墅、官邸，由此形成了以恤孤院路、新河浦路等为集中地的花园式住宅。

　　春园就位于新河浦路。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移驻广州。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春园24号居住办公。这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于经费、安全以及环境等方面的考虑，中共广东区委在春园附近租了一间两层楼的小房子作为会场。这点得到了许多历史资料的证明，成为定位三大会址的重要依据。比如三大代表徐梅坤回忆，每次会后常见毛泽东、马林、张太雷、谭平山、瞿秋白等沿恤孤院路向南直走，转弯便到春园，“我有时散步到此（春园），往往用手向楼上代表们打招呼”。

　　他还回忆，三大会址是“在空旷地上独立的一座二层楼，左右没有屋舍毗邻。地势比街边稍高，雨天时能见雨水北流”。虽然是砖木结构的普通居民住宅，但“给我们的印象是很高的，约6米有多，第一层约3米，楼上也有3米。屋的平面近于方形。屋顶从侧看成‘人’字形，以普通民用的辘筒瓦造上盖，记得没有玻璃明瓦。正面屋檐没有栏杆，伸前平遮楼上的走廊，廊不很宽，廊边才有围栏，记得是砖砌平直通窗组成，里外通透，栏面铺上阶砖。屋内南边一间有门出走廊，装单扇门，门向外推，平时是不开的。地下门前的走廊则稍宽些，天下雨时不会受雨淋。”房子的一层一部分作为会场，二楼供会议代表住宿。当时请了两个广东人（一男一女）煮饭，代表们也常帮厨洗菜、切菜。楼上南、北两间都住代表，北边一间住二三人，南边一间约住五六人。代表睡的是木板床，其实就是两张长凳架两块床板，挂一床黄麻布蚊帐。床铺、桌子都是借来的。房子很旧，也没有电灯。

　　逵园上的“1922”字样立了大功

　　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是浙江省萧山长山镇（今属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人，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议位于“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并于1958年来寻找会址，但没有找到。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之际，他又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希望能来广州寻访会址。

　　当时的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三大的档案资料，先后访问了15位革命老人和广州东山区的19位老居民，于1972年3月又访问了武汉大学的教授、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后改名罗仲言），但还是无法确定会址的位置。于是197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徐梅坤第二次来到广州。

　　徐梅坤来到东山新河浦、恤孤院路一带，发现景观已大为不同，令他一时也难以辨认。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栋叫“逵园”的房子，房顶有个“1922”的字样，马上说：想起来了！当年开会就是在这栋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小房子，两层楼。他回过头来一看，又说：不对呀，“1922”的这个房子，对面怎么是平房呢？实际上，这是当时在被炸毁的会址老地皮上建起的一个存放建筑材料的临时仓库。广州市档案馆里收藏的1923年8月19日绘制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清楚地表明距逵园的正南面17.6英尺，原有一幢门牌号为31号、坐西向东的独立房子。

　　出席三大的许多代表不是本地人，对东山一带不熟悉，这“1922”正是他们的路标。徐梅坤回忆，开会时从窗户望出去，经常能看到青年学生们在逵园里进进出出。东边不远则是“简园”。在西边屋后，是瓦砾堆和荒草地，距离不远处有一个水塘。在东边门前不远就是东山五大名园之一、简琴石的房产简园，当时这里是时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部长谭延闿的官邸，毛泽东常来此与谭会谈。这样，加上春园，专家们就有了至少三个不同方向的三大会址定位点。

　　今天的逵园，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座极富特色的艺术馆，成为广州城中年轻人的网红打卡点。三大会址、春园、简园、逵园的周边，也早变成了广州最负盛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每天吸引着无数漫步其中的游人。新春时节街头巷尾的花市，寻常日子里茶馆书店中的细语，在砖墙下插着耳机慢跑而过的健儿，细雨中在河涌边漫步的老者，这一幅幅平和舒适的人间风情画，正是当年在此处不断走过的三大代表们希望绘就的吧。

　　科学考古最终确定会址准确平面

　　2006年1月10日开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恤孤院路展开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的领队是冯永驱，具体负责人是朱海仁和邝桂荣。现在已经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馆长的朱海仁，向记者介绍了当年发掘的经过。他说，发掘的目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调查确定的中共三大会址区域寻找旧址，以验证原调查结论并确定中共三大旧址的准确位置与保存现状，为中共三大旧址的保护工程建立科学基础。在发掘之前，考古人员对上世纪70年代的调查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确定报告中收集的1926年至1933年期间测绘的《广州市经界图》（局部）是寻找中共三大旧址原建筑基址的重要依据。

　　发掘以三个阶段逐次展开：

　　1月10日至19日，全面揭露旧址建筑四面墙基础。首先对现代铺地砖面与混凝土地面进行清除，并在清除工作中密切寻找旧址线索。1月13日下午，在现代建筑柱础坑底部发现局部墙基础，结合《广州市经界图》等资料分析确认为旧址建筑南墙基础。由于发掘时间紧迫，采用首先揭露墙基础的办法，至1月19日全面揭露四面墙基础，并根据北墙外侧残存红阶砖地面的现象推定其外侧有围墙。

　　1月20日至1月29日，对旧址内部进行清理。发现旧址北半部保存的垫沙层较高，局部保存有红阶砖地面、地下排水沟、方形混凝土柱础等。

　　2月5日至2月12日，开挖北侧道路，确定旧址的侧院与围墙基础。围墙的位置走向与《广州市经界图》基本吻合。

　　在全景照片没有发现之前，三大会址的具体样貌只能依靠当事人和周边居民的回忆和记述。上世纪70年代徐梅坤、罗章龙等同志，老工人邓锦波、邓计及附近老居民李虾、卢玉环等一致认为，该建筑是一座坐西向东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其中老工人邓计根据回忆绘制了建筑的平面图与立面图，并标记了相关尺寸：前檐高7.2米、后檐高7米、层高3.6米。

　　考古揭露的建筑基址的位置、面积与基础结构形式，符合上述回忆的建筑形式。而发掘的建筑基址的位置和平面布局，也佐证了徐梅坤的说法及相关文献记载，可知三大会址主体建筑基址约105平方米，侧院约20平方米。至此，中共三大旧址准确平面最终确定下来。

　　2006年7月，会址遗址回填保护，并采取了局部露明保护的方式对公众展示。为保持历史真实，会址的房屋并没有复建。现在在三大会址纪念馆前的广场东北角，隔着嵌在地面上的特制玻璃，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考古发现的建筑基址和三大召开时，代表们曾经踏足其上的部分地面，追想曾经在这里流淌而过的，那9个不寻常的日夜。

　　考古揭示了许多“未被讲述”的细节

　　当代考古越来越多地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来为考古现场的勘察、发掘，以及后期的修复、分析等做支撑。根据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和徐梅坤老人、老工人邓锦波、老居民卢玉环等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考古勘查在北墙内外两侧发现残存的红阶砖地面，应该是原建筑地面，包括北边侧院地面，均铺红阶砖。

　　上世纪70年代的调查同时收集了有关地形图以确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恤孤院路3号位置的建筑分布情况。根据1923年测绘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逵园南侧现恤孤院路3号的位置有建筑，编号是恤孤院后街31号，应是中共三大会址原建筑所在地。1926年至1933年间测绘的《广州市经界图》显示，逵园南侧现恤孤院路3号的位置有一座建筑，编号是恤孤院街90号，图中明确测绘了该建筑的外围平面形状。

　　考古还揭示了不少当事人没有讲述到的细节。比如，建筑基址西北角有曲尺形凸出区域、北边有侧院与围墙等情况，上世纪70年代的所有调查对象都没有明确提到，但考古工作确定这些均是该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与建筑主体一次性兴建，并且考古勘查确定的建筑平面与1926年至1933年间测绘的《广州市经界图》相符，建筑的东墙与北边围墙的位置走向与1923年测绘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也相符，由此可以推断考古勘查确定的建筑平面是中共三大旧址准确平面。

　　又如，考古工作还在南间西南角的灰烬中发现有电灯的塑料开关和用于控制电灯升降的瓷灯，表明该建筑在被炸毁时是已经有电灯。朱海仁等指出：“如果徐梅坤同志与老工人邓锦波的回忆属实，则自来水、电灯与洗澡间均是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会议以后和1938年房屋被炸毁之前增加的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