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银发，一脸慈祥的笑容，一身朴素的红色外套，周围簇拥着齐聚一堂的五代孙辈……这是今年已经103岁的范子侠奶奶的百岁照。

　　今年4月份，在福建龙岩的郭滴人革命先烈纪念馆，记者意外看到了从古田走出的原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郭成柱将军及其革命伴侣范子侠的故事。询问纪念馆讲解员时记者获悉，范子侠老人如今依然健在，在广州安享晚年。但在现有网络资料中，对于这位经历过抗战时期风霜雨雪的百岁女兵却鲜有记载。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记者特意寻找到范子侠老人的亲友，记录下老人平凡却又多彩的一生。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

　　战争年代里，范子侠虽然没有像花木兰一样上阵杀敌，但这个有着83年党龄的老党员，却也始终固守着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在子女心目中，范子侠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母亲，丈夫去世后，她独自一人撑起一大家子，通过家庭会议对子女言传身教；如今，103岁高龄的她已经记忆力减退，甚至不再认识身边人，但只要一提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她就能一字不落地唱起这首歌。

　　“日行百里”的女兵

　　范子侠的名字是她自己后来改的。这个出生于1918年，成长于中医世家的女孩，原本名叫“范幼兰”;在1938年加入八路军之后，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子侠”，寓意“要像民族英雄一样行侠仗义”。

　　范子侠的儿子郭惠兵介绍，母亲从小就有“斗争”精神：一开始，她是抗争自己的父母，不愿意裹小脚。“当时她的其余四个亲姐妹都裹了脚，唯独她一直抗争到十来岁。”郭惠兵称。之后，范子侠读完小学还争取继续上中学，成为姐妹中唯一一个在县城中学读书的女子。

　　而范子侠入党也有一段小插曲。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还在学校读书的范子侠立马组织同学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范子侠的校长看见后，便有意动员这位“奇女子”加入国民党，“可当时校长跟我讲的‘三民主义’我不感兴趣，于是没同意；但是我的班主任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讲‘救国救民’，于是我完全没犹豫就同意了。”范子侠在百岁时的自述书中写道。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组织上让范子侠担任交通员，范子侠从此踏上革命道路。或许是因为不曾裹脚，加上精力旺盛，范子侠的脚力极好。在部队里，这个身材娇小的安徽女孩被战士们称为“千里马”，她是部队里难得的女兵，负责着安徽、江苏、河南，山东交界的几个县的联络点，在各个联络点之间传递消息，并在群众中散发传单。“那几个县之间的距离非常远，有时母亲每天要走将近一百里地，但是她脚力特别好，方向感也特别好，基本不走冤枉路，所以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后来她跟子孙辈们开玩笑讲述长寿的秘诀，‘我之所以活这么久，可能就是因为能走路’。”郭惠兵笑着告诉记者。

　　1938年底，范子侠先后鼓动她的表妹、姨妹、侄女等4人一起投奔八路军，编入宣传队。5个女兵一个班，范子侠是班长。那一天，范子侠第一次穿上军装，她激动得难以入眠，决定五姐妹一同改名，以表革命决心，于是五姐妹的名字，分别被改为了范子侠、范动华、史超、史伟、史军霞。之后，随着部队装备更新，为更好学习现代通信工具——无线电台，范子侠等人又开始学习电台技术。因为脚力体力好，范子侠架设电台总是又快又安全，她几次冒着风险提前架设电台设备，发送重要信息。有一次电台刚刚发送完毕，范子侠就碰到日军进庄，为了逃命，范子侠快步跳进了不远处的粪坑，直到部队前来解救才逃过一劫。

　　此外，范子侠还是当时部队里第一个收到日本投降消息的女兵。说起这个故事，郭惠兵格外唏嘘。他是在一个夏夜听母亲说起当时的故事，母亲告诉他，当时帮助自己翻译日本投降消息的正是一名日本俘虏兵。在平型关大捷时，八路军115师抓到两名日本俘虏兵，但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投降。为了劝服对方，范子侠也没少费功夫。当时全军都在向敌工干事学习日语，而作为需要时常监听日军电台的通讯员，范子侠不仅时不时会跟对方讲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战俘政策，更是会给俘虏兵做饭，包饺子，“慢慢地，那个俘虏兵就被感动了，非常愿意配合，甚至主动告诉母亲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郭惠兵说。

　　范子侠到那个时候都还记得，俘虏兵将日本投降的消息告诉她时候的情形，两个人都非常兴奋，因为那意味着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和平和稳定才是世界人民真正的心愿。” 范子侠说。

　　彰显担当的革命伴侣

　　在当兵的日子里，范子侠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革命伴侣——当时的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政治部主任郭成柱（原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郭成柱将军于1972年去世，在近30年里，夫妻俩伉俪情深。

　　郭成柱的警卫员唐德忠也记得，那些年，范子侠跟着郭成柱南征北战，不怕艰苦地奋战在各个战役前线。范子侠熟练无线电专业技术信息，争分夺秒获取敌人情报，及时上传下达，为我军前线部队提供情报。但也是那些年间，范子侠留下了她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1942年，范子侠和郭成柱的第一个儿子出生，那是当时全旅的第一个后代，夫妻俩为孩子起名“郭斗”，寓意与侵略者作坚决斗争。然而孩子出生后不到半年就碰上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部队为突出重围，时常需要开展夜间隐蔽行动。在部队的一次行动中，因为敌我距离很近，担心孩子哭闹而暴露部队行踪，郭成柱对范子侠说：“把孩子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当时我二话不说，抱孩子去老乡家，放下孩子扭头就走。但是几天后行动结束，我去找孩子，就只看到了一座小坟墓……”范子侠一生都为这个孩子感到遗憾和愧疚。郭惠兵也记得，母亲在八九十岁高龄时，偶尔还会念叨起这第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是为革命献出了幼小的生命”。

　　而后，范子侠一路跟随郭成柱行军。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成柱带领七旅参加东北解放战争，之后再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范子侠又先后生下八个孩子,她就在东北家属队一边照料孩子们，一边负责起近百位家属妇女儿童的吃喝住和妇女接生工作，以及战况宣传、家属思想政治教育等。“那段时间母亲走到哪里都是挑着担，一个竹筐里一个孩子。东北气候寒冷，大家寄住在老百姓家里，房间不够，母亲就把有炕的房间让给其他家属，自己抱着我们睡在两三平方米的厨房里，地上铺着高粱秆，就这么当床铺。” 郭惠兵回忆道。

　　1954年，范子侠随郭成柱来到广州。尽管家庭负担大，但范子侠也依然坚持发挥自己的余热。“她非常关心教育，先是开办了广州铁路幼儿园，之后从1959年到1978年间，还不间断地接济安徽农村地区的贫困儿童前来广州读书。所以我们家每半年会来一批读书的孩子，平时至少有两个，最多时也有7~8人轮流前来。” 郭惠兵说。

　　20世纪70年代，尽管部队为郭成柱家配备了厨师，但是范子侠为了缓解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又撺掇起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开垦家后面的荒地，买来各种蔬菜种苗，种上西红柿、青菜、生姜等，一来是为减轻军区供应站的物资紧张，二来则是节省家庭经济开支。警卫员唐添泉至今都记得，1971年，范子侠将家庭节省下来的第一笔开支不声不响地邮寄给了他的父母，只为及时医治唐添泉祖母的重病。

　　大家庭里的“副班长”

　　家中孩子多，范子侠虽然创办了铁路幼儿园，但家中的八个孩子却全都不允许去这所幼儿园里读书，以避免被“特殊照顾”。三女儿郭惠力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对孩子们的点滴教育，几乎融入了长达六十年的每天的家庭会议之中。“她把我们几个孩子当一个班级进行管理，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在饭桌上开家庭会议，这个习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坚持下来，即便1972年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也依然坚持。家庭会议上，爸爸像班长，妈妈是副班长，我们都是战士。她会给大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还会问大家在学校的学习和纪律情况，然后再做出指示。”

　　据郭惠力回忆，在家中六哥比较调皮，而与六哥就读于同个学校同个年级的她就担负起“监督”哥哥的作用，每次的家庭会议上，父母亲则总会提醒她多去关心小六，监督他的学习。因此，俩人便组成了“互助小组”，一起上下学，再一起研究功课。

　　“母亲虽然从不发脾气，但是对我们也是很严厉的，她从不轻易流露出怜爱孩子的表情。直到我们长大些，家庭会议上批评才少一些，表扬则多了一些。但她的行动里总是传递着母爱。”女儿小八说。

　　范子侠的家庭会议一直开到了她九十多岁生病的时候，家庭会议的参与人员也从八位子女扩充到女婿们、媳妇们以及孙辈。她总是教育家里人要团结、和气、互相关爱。有一次吃饭，范子侠看到二儿子的衣服烂了依然在穿，家庭会议上便表扬起他“节俭朴素”，随即又提醒郭惠力要关心二哥的生活，“那个时候母亲已经90多岁高龄，依然不忘教育我们，因此我们一家人也习惯了互帮互助。”

　　除此之外，范子侠对孩子的教育也渗入了生活的细枝末节：从小吃饭必须光盘，不能留剩菜；衣服穿坏穿旧，缝补好了可以继续穿；部队尽管给郭将军配备了司机和汽车，但孩子们不能坐，必须每天自己步行搭乘公交车上学……这些习惯一直影响着孩子们一生。

　　“现在老人家虽然不能再亲自主持家庭会议了，但是她作为前辈终身奋斗的精神却可以一直勉励我们。如今我们八个子女相比父母辈，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我们也想把他们艰苦朴素的精神传承下去。”郭惠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