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全面促进消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消费已经连续七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2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55%，与一些发达国家超过80%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国消费比例不高的现象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系统的运行决定的，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原因，有供给结构的原因，有消费习惯的原因，有人口结构的原因，有商品循环与流通的原因，但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不在消费领域本身，而在收入分配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持续增加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的基础，完善各项社会福利政策是促进消费的托底保障。

　　以更大力度扩大农村居民收入，逐渐消除农村消费的“跛腿”现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市强农村弱的城乡二元消费结构。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7007元和13713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接近农村居民的两倍。从差距来看，8.48亿城镇居民比5.5亿农村居民年均消费多13294元，虽然比2018年和2019年的差距稍有降低，但是消费差距的鸿沟仍然存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收入差距，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131元。因此，要解决城乡消费差距，需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民的负担，从而在增加社会总需求上做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等福利，对农村居民上高中、大学的学费实行减免，对农民提供大规模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加快有益于农民财产增长的改革力度，如加快落地农民宅基地、承包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改革等。

　　扩大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以促进城镇消费。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个税起征点调整到5000元/月，全国1.2亿人无需缴纳个税，缴纳个税人数仅为6700万人。近年来，居民个人收入有所增长，根据预测收入超过5000元每月缴纳个税的人数仅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0%左右。可见，城镇近90%的居民收入在每月5000元以下。这就可以理解近年来城镇居民消费存在的两极分化趋势，即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同时存在的现象。消费升级是指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追求更高的质量、更好的体验。消费降级是指消费者尽可能地追求物美价廉，在满足基本功能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支出。前段时间网络热议的拼多多的崛起，榨菜、方便面的销量大幅度增长等现象，折射出的是GDP增速下滑背景下，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从而抑制消费的事实。2019年作为广州市就业主力军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878元，月均为5740元。这样的收入要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只能尽量地追求物美价廉了。可以看到的是，国家在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十四五”期间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实施更有效的举措扩大居民收入。

　　将高收入群体外溢的高端消费国内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也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高端消费成为中国消费一个强劲的增长点。202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数量已经超过160万户，总消费规模达到3万亿元，千分之三的人口消费了7.7%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我国供给体系的问题，国内的供给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消费品的供应上，这就造成了大量的高端消费外溢的现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贝恩公司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交易额同比下降23%，但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有望逆势上扬48%，达3460亿元。预计到2025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针对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将散落到国外各个消费中心城市的奢侈品消费国内化。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免税消费政策就是重要举措。通过设立大量的免税商店，将消费内地化，建立国内的消费中心城市，增加国内的税收和就业。其次就是大力促进本土高端品牌的崛起。目前除了某品牌的白酒外，中国鲜有国际知名的奢侈品品牌。本土企业未来应通过提升商品质量、增加科技含量、赋予文化内涵、发力市场营销等多重途径来打造奢侈品品牌。

　　此外，除增加个人和家庭消费之外，还应该加大以增进社会福利为主的公共消费。公共消费又叫政府消费，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如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和各种生活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公共消费对群众的福利增长快、可视性强、获得感强，政府可操作性大，是比较好的增加消费的方式，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期、转型期，当社会总需求不足时能快速起到托底经济的作用。2020年我国公共消费占GDP比重约为15%，与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普遍超过20%的比例相比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