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罪（含利用网络和利用电信实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14.2万人，同比上升47.9％。

　　据新华社电

　　——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成为网络犯罪主要类型。

　　当前，传统犯罪加速向网络空间蔓延，特别是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和赌博犯罪持续高发，2020年已占网络犯罪总数的64.4％。

　　网络诈骗不需要见面接触，加上去年疫情期间出行不便，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购物、求职心切实施犯罪。另外，一些犯罪团伙利用境外赌场、赌博网站，诱使国内参赌人员落入跨境赌博重重陷阱，致使网络赌博犯罪大幅增多。

　　——犯罪手段花样翻新、迭代更新。

　　随机诈骗与精准诈骗相互交织，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交友诈骗、退款诈骗、信用卡贷款提额诈骗、刷单诈骗等较为突出。为赌博网站“洗白”资金的“跑分平台”、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流氓软件”、扰乱网络市场秩序的“恶意刷单”等案件层出不穷。

　　——黑灰产业生态圈逐步发展形成。

　　规模庞大的地下黑灰产业密切配合，为网络犯罪持续“输血供粮”，成为该类犯罪多发高发的重要原因。往往形成较为固定的犯罪利益链条：上游为网络犯罪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中游实施诈骗或开设赌场等网络犯罪；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金。2020年，检察机关共起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1.47万人。

　　——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

　　数据显示，有四分之一的网络诈骗是在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精准出手”，有针对性实施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网络犯罪黑灰产业的关键环节。2020年，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6033人。如，在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分析诈骗对象心理特征，编造“各具特色”迷惑性极高的诈骗场景，致使被害人陷入骗局。

　　——集团化、跨境化特征凸显。

　　网络犯罪逐渐告别“单兵作战”模式，依附于网络黑灰产业，更多以团伙或集团形式作案。

　　有的犯罪分子为逃避监管打击，将犯罪窝点、通讯工具等向境外转移，有目的性地针对我国公民实施跨境网络犯罪，网络犯罪中跨境实施的占13％。

　　——犯罪主体呈现“三低”特征。

　　2020年检察机关起诉的网络犯罪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比增长35.1％，在校学生同比增长80％，犯罪主体呈现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趋势。

　　一些在校学生受利益诱惑，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有的甚至被发展成为收售“两卡”的职业卡商，从而陷入网络犯罪深渊；部分低收入群体或失业、无业人员求职心切，被“高薪”“兼职”诱惑，入职诈骗集团担任“业务员”，或出租银行卡、收款二维码等，为网络犯罪推波助澜。

　　——老年人与年轻人更易成为受害对象。

　　一些老年人对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掌握不熟、认识不足，容易被犯罪分子乘虚而入；还有不少年轻人，因生活阅历不足、经济能力有限、防范意识不强，也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侵害对象。

　　重拳惩治：保持对网络犯罪的严惩态势

　　2020年，最高检成立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打击整治新型网络犯罪各项工作，全面加强惩治网络犯罪的研究和指导。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更新办案理念，规范办案活动，完善办案机制，为依法追诉网络犯罪提供规范指引。

　　并且，检察机关对网络犯罪持续加大惩治力度。对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网络犯罪保持严惩态势，对新型网络犯罪做好前瞻研判。坚持全链条、一体化、专业化惩治，坚决防止网络空间风险滋生蔓延。

　　针对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持续多发高发态势，积极参与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的“断卡”专项行动，打击治理跨境赌博专项行动等；

　　针对假借“创新”名义在网络上实施的金融犯罪，穿透网络技术表象，实施精准打击，促进防范金融风险；

　　针对网络诽谤等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建议公安机关对“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立案侦查，自诉转公诉；

　　针对网络黑灰产业链条长、分工细等特征，突出打击重点，深挖上下游关联犯罪，有力斩断利益链条。

　　有效打击网络犯罪，形成合力至关重要。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展重点督导，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齐抓共管推动综合治理。充分利用国际双边多边机制，加强跨境司法协作。借助专业学术论坛等平台，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共商网络安全治理、网络犯罪惩治等问题，共同为网络空间治理“把脉支招”。

　　2020年，最高检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第六号检察建议，围绕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问题，提出治理建议，并抄送公安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