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生，连续的连，生命的生。”名字，是张连生一直以来记得最清楚的。除此之外，其他都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甚至有些已经完全忘记，包括他自己的年纪、家乡、父母。

　　如今已经40多岁的他，脚步有些蹒跚地来到深圳龙华文化中心，与深圳的“宝贝回家”志愿者见面，他希望找到自己的亲人。

　　在他过去40多年的时光中，在小时候被拐之前的“身份”只留下了名字。“过去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我现在最想要的，是能够有一个‘身份’，身份证也可以，身份证明也行。”张连生说。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

　　3月6日下午，深圳的天气有些阴沉，酝酿着一场春节以来的初雨。本来约在龙华文化广场见面的“宝贝回家”志愿者，为了避免下雨，将与寻亲当事人张连生的会面地点改为了旁边的龙华艺术中心门口的台阶。

　　见面后不久，果然天空中下起了不小的雨，台阶上也多了一些躲雨的人。张连生有意地向内躲了躲，避开在台阶上吵闹玩耍的小孩。

　　儿时被拐至深圳后逃生

　　“已经记不清生日是1978年6月还是1976年8月了。”张连生狠狠地摇了摇头，后脑勺的几道伤疤清晰可见，仔细观察他的面部，也有几道伤疤隐藏在黝黑的面庞上。

　　他指了指自己后脑勺的几道疤痕，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小时候人贩子打的。

　　根据自己有限的记忆，张连生记得大概在1986年的时候，他被拐到了浙江杭州，“乞讨、发传单什么都干，天天都会被打。”

　　按照志愿者的思路，已经十岁左右的张连生应该会有一些记忆，最起码能够记得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的杭州，以及自己父母的名字等。

　　但事实并不遂人愿。张连生除了记得当时的人贩子头目叫“小东北”之外，其他只零碎地记得，和他关在一起的有好几个孩子，他也不知道对方叫什么，从哪里来。

　　“你儿时最喜欢吃什么？”志愿者问。

　　“好像到山上挖过花生和红薯。”

　　“其他呢？”

　　“其他就不记得了。”

　　被拐后，张连生跟着“小东北”一路从杭州去到上海，再从上海南下到了广东深圳。“我记得好像是1990年，我们跟着‘小东北’到了深圳。”张连生回忆，那时他已经十多岁了，吃不饱饭，而且人贩子打骂也越来越厉害，他就自己逃了出来。

　　“当时的笔架山还没有成为公园，而且水厂还在，所以在水厂边上有许多两三米长的大水泥管。”张连生说，有不少人都“住”在那里，有捡垃圾的，也有打工的，“那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小区’一样。”

　　从“搬砖工”到“大师傅”

　　众多的水泥管中，其中的一段成为了张连生的安身之地。

　　“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饿了就跟着别人去捡废品，然后卖给旁边收废品的人。”张连生回忆，当时正碰到有工地需要搬砖工人，他就到工地搬砖挣钱。

　　从那之后，张连生也过上了自己较为满意的生活，“包吃包住，就不用再到水泥管里面睡了。”

　　“从那时开始，我才算是走上了‘正轨’。”他说，那时候还小，只能去搬一搬砖，等稍微大了一点，他就跟着师傅学习电焊。到了1995年前后就改行做起水电安装。“一直做到了现在。”

　　“我参与过的项目也不少，比如深圳电视台，现在的深圳电视台是原来的高交会展馆临时拆掉的，建成了现在的深圳电视台。”谈起这段往事，他还是有些骄傲的。

　　经过几年的学习，张连生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大师傅”，他告诉记者，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对于水电安装这些事还是下了功夫的。在2003年前后，他作为大师傅每个月的工资就一直在涨，“1800元到2000元，2000元到2500元再到2800元。”他说，现在他如果去工地上做的话，每个月的工资也在12000元到15000元。

　　没有身份证，没有家乡，他说，每一次别人问起他的“身份”，他都会指着旁边一起进来的那批人说，跟他们是老乡，身份证丢了。“有时候是湖南的，有时候是四川的，别人是哪里人，我就跟着是哪里人。”张连生说。

　　没有“身份” 他拒绝被爱

　　由于没有身份证，提供不了身份证号码和家乡籍贯等信息，在2003年前后，张连生被送到了位于东莞樟木头的收容所。

　　“在收容所待了有28天，有些人就被打了电话过来接的家人接走了，没有电话、没有家人的那类人，就要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张连生说，也就是那一次，他最珍贵的那本小册子，上面记录了他曾经想起过去的事，也都在回来的时候弄丢了。

　　所以，当志愿者在询问他记得些过去的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有些痛苦地摇摇头，然后说“已经不记得了。”

　　“在工地上是没有人知道我没有身份证的，每次别人问起都说是丢了还在补办。”张连生说，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经历。

　　“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咱不能害了别人。”张连生说，因此他也拒绝了那个曾经想要和他在一起的女人的爱意，坚守着自己心里的秘密。说着，他不自觉地挠了挠头，“我不会想去害人家，人家也不要来害我就行。”

　　受疫情影响被迫流浪

　　张连生说，在2019年年底，身上有了一些积蓄的他打算歇一段时间再去上班。他多年来认识了不少的老板，所以找工作并不是多困难的事情。

　　然而，疫情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他认识的那些老板的工地都不在深圳，“我不是没有身份证嘛，所以也没有办法乘车去。”

　　所以，张连生就选择了留在深圳等。“当时手头上有一万多元现金，手机微信里还有一万多元，以为应该够的。”张连生说。

　　“我以为就像是‘非典’那次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的估计还是错了。” 张连生告诉记者，当到了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的积蓄就有些见底了，到了六月底已经住不起出租屋了。“大部分家当都留在出租屋里了，欠了两个月房租，哪还好意思往外拿啊。”

　　从那时开始，张连生拿上了几件衣物，就又开始了自己的流浪。“我走到一条河边，看到不少人在那里的长椅上睡觉，我也就跟着在那里睡。”他说，那时候深圳很热。但没有身份证，没有健康码，他连一栋大楼也进不去。

　　“可能你会说我花钱有些大手大脚，但这些钱都是我辛苦挣来的，不偷不抢，花自己的钱有什么不对。”张连生说，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帮助过别人，一个曾经和他一起在河边流浪的四川小伙子，后来补办了身份证，他还介绍对方给曾经认识的老板，“他一个月都有8000元，我要是过去不会少于12000元，我毕竟还是做统筹的。”

　　“老家好像在山上”

　　“我不是想流浪，也不是不想工作，我想要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张连生说，在河边流浪时，一位热心人士帮助那些没有身份证但是有户口的人补办身份证，但是他连户口都没有，就和对方讲了自己的故事。

　　这位热心人士将他的经历发给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希望能够帮助张连生找到自己的家人。

　　但是有限的儿时记忆，令张连生寻亲的经历异常艰难。

　　“家里好像在山上”“叫父亲爹，叫母亲娘”“偷吃过山上种的花生、红薯”……回忆让张连生也有些痛苦，不时吼道“我真的不记得了。”

　　尽管如此，“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还是耐心问着一个个可能有家乡信息的问题。“不用着急，慢慢想一想，无论想起了什么，只要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志愿者对张连生说。

　　儿时的记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是美好的、难忘的，但是对于张连生来说，是他提醒自己去忘记的。“我们没有经历过他经历的，或许真到了自己经历，做得并不一定会比他好。”志愿者说。

　　从1986年至今已经过去了35年，多年的经历让张连生也从曾经的少年成了中年人。

　　“还记得那个人贩子的样子吗？”记者问。

　　“记他的样子心里还不好受，只要永远不要再见到他就行了。”他答道。

　　张连生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去忘记这个人贩子，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自己的“身份”，“就算没有身份证，有身份证明都行，这样我就能去工作了，我能挣钱养活自己。”

　　“有些人很快就能找到亲人，有些人则始终没有再见到自己的亲人。”“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若邻郎”说，有不少的被拐者由于种种的压力和顾虑，并没有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但无论最终能否找到亲人，最重要的还是“开始”，要有所行动。

　　读者朋友如若有知悉张连生家人的相关信息，敬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热线：0435-3338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