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会址，是广州著名的红色遗迹。目前这里正在进行纪念馆建筑及环境的升级改造，预计今年7月1日前以全新的面貌与观众见面。

　　三大会址的“再发现”，是广州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利用方面的一个经典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曾经参加过三大的老党员徐梅坤曾经两次亲赴广州，终于在1972年10月确定了三大会址的准确位置。他所依托的参照物，是与会址一街之隔的逵园屋顶上的“1922”四个数字。当年许多代表不是本地人，对东山一带的道路不熟悉，这“1922”是他们的路标。

　　为了确证历史，在徐梅坤老人回忆的基础上，广州文物考古部门在恤孤院路展开了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建筑基址的位置和平面布局，与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及相关文献记载基本吻合，为中共三大会址的保护与展示奠定了科学基础。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维宣

　　（部分图片由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通讯员：段澜

　　考古发掘分三阶段完成

　　2006年1月10日开始，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查和发掘，目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调查确定的中共三大旧址区域寻找会址，以验证原调查结论并确定中共三大会址的准确位置与保存现状，为中共三大会址的保护工程建立科学基础。发掘领队是冯永驱，具体负责人是朱海仁和邝桂荣。在发掘之前，考古人员对调查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确定报告中收集的1926年至1933年期间测绘的《广州市经界图》（局部）是寻找中共三大会址原建筑基址的重要依据。

　　现在已经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馆长的朱海仁，向记者介绍了当年发掘的经过。他介绍，考古发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月10日至19日，全面揭露会址建筑四面墙基础；第二阶段：1月20日至1月29日，对会址内部进行清理；第三阶段：2月5日至2月12日，开挖北侧道路，确定会址的侧院与围墙基础。围墙的位置走向与《广州市经界图》基本吻合。

　　当事人讲述

　　成重要参考依据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三大是在广州东山临时租用民居召开的。位于新河浦路、作为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毛泽东、张太雷、谭平山、瞿秋白等代表住处的春园至今保存完整，但中共三大会址的会场和另外部分代表的住处，也即大家一般所说的“中共三大会址”，毁于抗战初期广州沦陷前的日军飞机轰炸，其具体地点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不清楚了。

　　据徐梅坤老人的回忆，中共三大会址是在恤孤院路的西侧，坐西向东，门临街边，“会址是在空旷地上独立的一座二层楼，左右没有屋舍毗邻。地势比街边稍高，雨天时能见雨水北流。”

　　四周是稀稀疏疏的民居和洋房，在北边，能见“逵园”，会议期间，只见园内一些青年学生在出入活动。在南面，能见恤孤院路直通春园东侧。每次会后，常见毛泽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张太雷、谭平山、瞿秋白等沿恤孤院路向南直走，转弯去春园。

　　在西边屋后，是瓦砾堆和荒草地，距离不远处有一个水塘。在东边门前不远就是东山五大名园之一、简琴石的房产简园。

　　徐梅坤老人回忆，会址是一幢两间两层的砖木结构的普通居民住宅，“给我们的印象是很高的，约6米有多，第一层约3米，楼上也有3米。屋的平面近于方形。屋顶从侧看成‘人’字形，以普通民用的辘筒瓦造上盖，记得没有玻璃明瓦……”

　　徐梅坤老人的讲述，成为考古勘查发掘工作的重要依据。

　　业内观察

　　引进“新文创”理念

　　发掘修复更多历史资源

　　考古是科技含量密集的工作。当代考古越来越多地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来为考古现场的勘查、发掘，以及后期的修复、分析等做支撑。根据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和徐梅坤老人、老工人邓锦波、老居民卢玉环等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三大会址主体建筑基址约105平方米，侧院约20平方米。考古勘查在北墙内外两侧发现残存的红阶砖地面，应该是原建筑地面，包括北边侧院地面，均铺红阶砖。

　　考古还揭示了不少当事人没有讲述到的细节。比如，建筑基址西北角有曲尺形凸出区域、北边有侧院与围墙等情况，20世纪70年代的所有调查对象都没有明确提到，但考古工作确定这些均是该建筑的组成部分，是与建筑主体一次性兴建。并且考古勘查确定的建筑平面与1926年至1933年间测绘的《广州市经界图》相符，建筑的东墙与北边围墙的位置走向与1923年测绘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也相符，由此可以推断考古勘查确定的建筑平面是中共三大会址准确平面。

　　又如，考古工作还在南间西南角的灰烬中发现有电灯的塑料开关和用于控制电灯升降的瓷灯，表明该建筑在被炸毁时已经有电灯。朱海仁等指出：“如果徐梅坤同志与老工人邓锦波的回忆属实，则自来水、电灯与洗澡间均是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会议以后和1938年房屋被炸毁之前增加的设施。”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考古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不但不断丰富着各时期的考古资料，也让我们对广州地区各时期地下文物资源的分布和埋藏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广州，引入科学的考古手段，形成了一种“新文创”理念，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发现，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