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

　　稳金融是“六稳”重要内容。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金融服务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改善。

　　如何看待“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新发展阶段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金融生态系统如何更好发挥作用？在构建更健康、更有活力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过程中，如何更好贡献中国力量？针对这些问题，广州日报《理论周刊》近日专访了知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原成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贺力平教授。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徐锋、张冬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积极优化金融生态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在当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优化金融生态的重要性何在？

　　贺力平：金融生态是金融机构与所在经营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总称，涉及到金融机构与各类客户、监管机构以及与法治环境和信息流动等方面的关系。优化金融生态也有多方面的含义。这首先指金融机构要合规经营，有效控制风险，大家都在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中开展良性竞争，信息透明，手段合理。其次是指监管机构能够有效规范地行使监管职权，及时准确掌握市场信息，公正判断各家机构经营行为的合理性，对违规违法行为公平地实施监管处罚。同时，监管机构的市场准入政策合理透明，没有歧视性，没有不稳定性。再次，各类金融机构与它们所交易的机构客户、个人客户乃至政府机构之间都能够做到信息充分透明，交易规则公平合理，资产处置有规可循。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打通国内市场循环中的各种堵点，消除断点。在金融领域中，这特别体现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上。有统计显示，在国内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的担保贷款中，约60%要求提供不动产资产担保，例如房地产；但中小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中，60%以上为应收账款和存货，即它们没有那么多的不动产。这就形成了金融机构要求的担保资产类别与需要借款的中小企业所拥有的主要资产类别之间的不对称。这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典型问题之一。如果这样的问题不解决，金融机构就不能很好地服务和支持中小企业，也就不能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必要贡献。

　　资产处置也属于这类问题。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一些企业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违约风险，甚至一些金融机构也会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在健全的法律条件下，违约企业和问题金融机构都应该按照相关程序进入重组或资产清理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有非规范的因素妨碍重组或资产清理，那么，这就等于是国内市场循环中出现了新的“堵点”或“断点”。而这就将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损害经济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积极推进优化金融生态。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去年以来，面对疫情冲击，金融部门推出了一些特殊政策措施。随着经济强劲复苏，金融政策方面会有哪些新改革举措、新变化？

　　贺力平：未来一段时间，金融政策的总体方针将继续是支持经济增长、维护就业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坚持改革开放这些方面，也就是说，会继续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创新性。在支持经济增长和维护就业稳定方面，金融政策会继续强调针对疫情防控和局部起伏的形势，做好流动性支持的工作，防止因为资金供给紧张而出现经济下滑和失业剧增的情况。金融政策会继续体现“扶贫”和“防灾”的倾向。

　　疫情后的经济形势将有一些新特点，金融政策对此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疫情后一段时间会出现流动性过度充足的情况，资金市场“脱实向虚”的风险会再度浮现。金融政策将努力引导资金继续向实体经济倾斜，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其次，疫情给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而数字化发展也给全社会抗疫和维护经济稳定提供了新支持。但同时，数字金融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国内互联网金融浪潮中曾发生过P2P泡沫问题，近来移动信贷等领域又显现一些类似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客观上在一些地方模糊了金融与非金融的界限。金融政策需要积极探讨应对，防范新技术进步带来新的金融风险，维护好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增强，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政策预计会陆续推出一些新开放措施。

　　“十四五”时期，金融领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时期，可能面临哪些突出金融风险？如何进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贺力平：近年来我国金融虽然得到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短板。首先，普惠金融仍有拓展空间。相对于国际经验，我国普惠金融的层次偏低，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与风险防控两者的结合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其次，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仍有不足，尤其是债权融资服务和延伸性金融工具的服务方面，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还不足。复次，一些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尚未充分暴露，已经披露的不良资产仅仅是有问题资产的一部分。再有，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外部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例如外部市场的转向）还是外部宏观经济行情变化（例如市场利率升高和汇率波动等），也会在未来给国内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和负债管理带来显著挑战。

　　就金融机构的风险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两个：资产质量和资本金充足度。资产质量一方面受到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主要由各个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方针和管理能力来决定。“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总体上会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这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来说将是一个普遍性外在利好。但是，“十四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和一些区域结构关系仍会出现快速和重要的变化，而这在一定范围内会给一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带来挑战。如果金融机构不能针对未来风险挑战改进管理方式和提升管理能力，它们的资产质量有可能下降甚至恶化。

　　疫情期间，我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几乎都保持了继续扩大的势头。这样，在现行监管条件下，几乎所有金融机构对资本金补充的需求都增加了。相应地，这对资本市场也提出了新要求。由于资本市场具有一些天然的波动性，加上其对国内外形势的敏感性，利用资本市场补充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也就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一定挑战。

　　中国金融需要在不断深化国内改革的同时继续扩大开放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对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更好支持保市场主体、稳就业，您有哪些建议？

　　贺力平：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金融服务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改善。优化金融生态系统，一有利于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二有利于金融机构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三有利于挤压金融市场泡沫，减少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波动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更好支持保市场主体、稳就业，金融业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积极利用新技术，运用新方法，切实改进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大力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市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由数以百万计乃至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构成，它们是市场经济江海中不辞劳苦风雨穿行的主角。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条件下服务它们，为它们提供有效的资金和支付支持，是金融机构的重要任务。

　　第二，金融要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在这方面，金融同样需要创新，要拿出新的可行方案，一方面为创新型企业和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服务，另一方面要控制风险，符合监管要求。过去已经有了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等，今后还需要发展出新的投资基金和投资形式。

　　第三，金融业要在企业部门的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将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企业重组将层出不穷。过去，许多企业重组依赖政府部门和机关，依赖行政手段和长官意志。这样的重组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宗旨和原则，也是低效率的方式。在这方面，需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让金融机构在企业重组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金融需要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促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应对在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各种摩擦性流动性失业，而且，让社会保障体系发挥有效作用后，企业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工作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对行政性干预的依赖。总之，只有让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改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中国经济才能顺利转向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新局面。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国际金融生态大环境下，中国如何在独善其身的前提下，深化金融改革，更好助力构建更健康、更有活力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贺力平：坚持和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持中国金融稳定，这是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舞台发挥更大作用的立足点。具体地说，中国金融需要在不断深化国内改革的同时继续扩大开放，稳步地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机制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更多的金融合作，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与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与交流。

　　在中国主导和积极参与下，两个新的多边性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投入运行并在初始几年取得了良好开业成绩。它们在2020年应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有力支持了一些成员国的抗疫事业。未来，这两个机构将通过自身业务量的不断扩大来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的改善和优化。

　　发展跨境支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中国助力国际金融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扩大人民币的境外使用，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和居民开展更多的国际经贸活动，而且有利于中国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关系趋于稳定，减少受到国际意外因素的干扰。对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言，与中国金融开展合作并在人民币使用上进行国际合作，也是降低对现有国际金融范式依赖的一个积极因素。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抱有期待，中国当积极顺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