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龄劳动者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是一个庞大群体。202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劳动者群体中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1.3%，约有6600万人，在各年龄段中居第4位。随着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或将重返劳动力市场。通过立法保障该群体的劳动权益是稳步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

　　从世界范围老龄化社会的治理效果来看，保障退休人员就业权利并提供配套支持，能够显著地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激发庞大人力资源的潜力。2006年欧盟制定《就业平等条例》，保护老年人的平等就业权利。经过约二十年的政策实践，目前欧盟55岁至64岁老年人的平均就业率显著提高，55岁以上劳动者从2010年的2300万人上升至2023年的4000万人，而且三分之一的老年劳动者从事质量较好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各国养老金的财政压力。同时，许多老年人在工作中获得收入，提高了晚年生活质量。

　　然而，保障超龄群体就业，是否会减少年轻人的工作机会？这种担心假设劳动力市场短期内可提供的工作岗位总量是相对固定的，青年劳动力与老年劳动力此消彼长。不过，从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老年人与青年人在就业问题上并非“此消彼长”的简单替代关系。一项针对OECD国家198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21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反而降低了；在鼓励提前退休的4个国家中，有3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没有明显变化，有1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反而更高。总之，多国实践和研究表明，老年人就业率上升并未挤占年轻人的“饭碗”。相反，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首先，老年人和青年人的职业类型往往存在结构性的错位。一部分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从事的是劳动强度较高、收入较低、晋升空间也有限的职业，例如保安、保洁、家政、餐饮等工作。这些并非年轻人喜欢的岗位，哪怕短期入行也未必愿意长期干下去。另一部分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退休人员，往往担任咨询顾问、管理助手等角色，这些需要一定的行业积累，年轻人短时间内也难以承担。相反，在技术要求高、迭代非常快的领域，如大数据、科技、创意等，老年人的就业难度较大，几乎不会对年轻人构成影响。

　　其次，老年人参加工作的人数增加、工作时间延长、收入增加，将带动消费增长和新的服务需求，从而产生更多岗位。例如，更多身体健康、愿意照顾高龄老人的低龄老人加入老年护理行业，不仅能缓解行业人才不足，还能推动行业发展，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如智慧养老产品研发、老年医务社工、医生护士等。此外，少数有经验、有资源的老年人选择投资或创业，也能为青年提供就业岗位。因此，老年人与青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更多体现为错位互补、代际共赢的关系。

　　尽管如此，在政策制定中，尤须纳入更多精细化的考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支持就业的政策框架下，统筹鼓励老年人延迟退休和促进青年人就业的配套措施，从而增强不同年龄群体的公平就业和良性互动。一方面，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进一步的法律支撑。例如，7月公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通过强制覆盖工伤保险，降低企业用超龄劳动者的风险和顾虑、保障老年劳动者安全。未来还可以探索建立弹性养老保险领取机制，激励多劳多得，同时不影响其基本保障。另一方面，持续实施和优化青年就业政策。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教育培训等方式培育市场，提供更多适合青年的高质量岗位，提高教育系统与市场需求的吻合度，鼓励新技术、新业态创业，为年轻人拓宽更多上升通道。

　　需要留意的是灵活就业市场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一部分低龄老人往往只能从事保安、外卖送餐员、保洁、保姆等门槛较低和通过劳务协议或日结形式获得报酬的工作。同时，一些青年可能在相同领域寻求工作机会，与老年人存在资源竞争。

　　总之，延迟退休和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是积极应对老龄化、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举措。关键在于通过周密的政策设计和协调，实现老有所为与青年有为的统筹兼顾，构建起代际良性互动的劳动市场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力资源支撑。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