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南侨机工纪念馆。

　　马来西亚南侨机工纪念馆藏品。

   当年，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运输国际援助物资。（资料图）

　　马来西亚南侨机工纪念馆中的机工照片墙。

　　走进马来西亚南侨机工纪念馆，几面硕大的照片墙映入眼帘，一张张边角泛黄的黑白照仿佛带我们穿越到86年前的烽火岁月，诉说着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共同的生命抉择。

　　1939年至1942年，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3200多名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筑起一条“钢铁运输线”。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近日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探访南侨机工后人，一起回望这段来时路，铭记这段用鲜血铺就的珍贵抗战记忆。

　　统筹/党建军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梁意聆

　　图/G视频

　　富家子应征 只因有一颗中国心

　　1938年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切断国际援华物资通道。同年12月，紧急贯通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最后生命线”——这条蜿蜒1146公里的道路穿越横断山脉，跨越怒江、澜沧江等六大河流，连接缅甸腊戍与云南昆明，国际援助的物资基本靠它运抵前线。

　　然而，滇缅公路通了，另一个致命难题仍未解决：当时，全国熟练驾驶员和修车技工不足两千人。1939年，一份求援函送达爱国侨领陈嘉庚手中。三天后，《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传遍东南亚：“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机修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要求应征者“熟悉驾驶技术，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且“须有爱国志愿”。

　　《通告》在南洋掀起巨浪。许多青年华侨放弃当地优渥的生活，远渡重洋，走上战火纷飞的前线。“我的父亲，就是个‘太子爷’。我爷爷在马来西亚太平市是三轮车大王，有足足一百多辆车。我父亲在槟城有客栈和洋货店，但对他来说财富似乎并不重要，他就是很有义气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有一颗中国心，他就是觉得要对自己的祖国作出一点贡献。”南侨机工杨妈富之子杨国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939年至1942年，先后有九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穿越日军封锁，抵达战火纷飞的祖国。他们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其中至少5名是女性。

　　三重生死考验 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

　　然而，滇缅公路可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死亡公路”。这里山高谷深，地势崎岖险恶，车轮外侧就是万丈深渊；这里药品短缺，一场疟疾就夺走很多人的生命；更可怕的还是日军的轰炸，1940年10月到次年2月，168架日机投下4000余枚炸弹。

　　从热带南洋到海拔三千米的云贵高原，这些满腔热情的青年面临三重生死考验。

　　恶劣且多变的天气是第一重考验——

　　“天气恶到滑车不能爬岭，滇缅公路是危险的。我们有闻过云南的山岭高岗，这次亦得见过。”南侨机工严福星的儿子严崇财翻着父亲当年留下来的日记本，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严福星是南侨机工第四批第七班司机，专门驾驶卡车运载军火。他在日记里写道，路途中，因突降大暴雨致使山体滑坡，各个路段只能被迫停靠七天，在这期间，病死的、饿死的、冻死的，都是常态。

　　肆虐而顽固的疟疾是第二重考验——

　　滇缅公路沿途山间河谷较多，带有疟原虫的蚊子活动猖獗。“我妈妈跟我说，当时疟疾很严重，早上的时候明明这个人还好好的，晚上就听说他已经病死了，而且几乎没什么人敢去处理这些遗体，担心被传染，很多死者直接被就地掩埋了。”严崇财说。

　　频繁而猛烈的敌军轰炸是第三重考验——

　　“滇缅公路”如此重要，自然也成为日军狂轰滥炸的重点目标。仅1940年至1942年，滇缅公路上的两处要塞——跨越怒江的功果桥被炸毁14次，惠通桥被炸毁6次。

　　面对重重生死难关，从1939年到1942年，南侨机工们传唱的《运输救国歌》回荡在这片崇山峻岭：“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运输能救国，安全第一条……开啊！哪怕到处敌机大炮，宁愿死，不屈挠……”

　　1939年至1942年间，南侨机工共抢运50万吨军需物资和1.5万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民用物资。与此同时，代价也同样惨重：1000多名南侨机工倒在了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

　　漫漫寻亲路 一张合影终圆“团圆”梦

　　1942年5月，为阻止日军通过滇缅公路东进，中国守军不得不主动炸毁惠通桥。此后，剩余的南侨机工有的被遣返回国，有的去往中国的其他城市，但更多的被迫滞留当地。

　　“我爷爷当时成立南侨机工互助会，给流离失所的机工们提供住的地方、食物，还有教育。因为日军也侵略了东南亚其他国家。无论我爷爷身在何处，他都会想着这些南侨机工。”华侨互助会协办人侯西反的孙女侯韦美，在向记者讲述往事时几度眼圈发红，潸然泪下。

　　叶晓东，云南畹町南洋华侨机工纪念碑的守碑人。当年，惠通桥被炸毁后，他的父亲陈团圆来到了云南省芒市，和当地一位傣族姑娘成婚。两年后，陈团圆落入日军魔爪不幸身亡，妻子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改嫁，孩子也随继父改姓叶。

　　“他（叶晓东）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也没有一张生父的照片，我们协助他寻找这张照片，一找就是二十多年。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张六人合影，我们知道其中五个人的身份，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我们猜测第六人可能是他的父亲。”“南侨机工三部曲”的作者之一、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史料搜研工作室负责人卢观英在接受采访时说。

　　2019年，经人脸识别技术确认，合影中身份未明的人就是陈团圆。“以前，清明节的时候，他都只能捧着一个空相框去祭拜他的爸爸，现在终于可以带着照片去了。”讲到这里，卢观英不禁动容。

　　当时，无数南洋华侨青年即便知道前路困难重重，依然义无反顾，不少人选择了隐姓埋名、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服务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走得太匆忙，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张照片甚至一个名字。如今，在南侨机工纪念馆内，我们看到的机工证件、制服等珍贵文物，都在默默地向参观者诉说着这段无声的血泪史，也让更多人得以知晓这些跨越时空、生死的“团圆故事”。

　　机工三部曲 记录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大概是2008年，有中国学者来寻找南侨机工的资料，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悲壮的历史。因为当时马来西亚还没独立，那些平安归来的南侨机工，担心自己的抗日背景会惹来麻烦，所以即使对着家人也闭口不谈，很多机工后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是南侨机工。”2008年，卢观英和刘道南夫妇俩接下他们的嘱托。为了还原历史细节，两人多次重走滇缅公路，从登报寻人、蹲守菜市场、拜访被拒，到整理出版书籍、劝慰后人释怀、帮助后人寻根认亲，他们就像将历史碎片一点一点缝合起来的匠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卢观英指着泛黄的手稿和照片，回忆起和丈夫一起“抢救”历史的这段时光。

　　2019年，刘道南病逝，未完成的《南侨机工三部曲》成为他生前最大的遗憾。卢观英独自担起了这份重任。谈及这十余年间的种种困难，这位77岁的华校退休教师眼神坚定地说：“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更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我去学校跟学生讲这段故事，就是希望他们能记住历史，更主要的，是希望他们记住这种爱国精神。”

　　2022年，《搜研路上：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记录》出版；两年后，记录了90位南侨机工故事的《卫国凌云：南侨机工二战证言》问世；现下，卢观英正抓紧撰写“南侨机工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亲情呼唤》，并计划于今年出版。

　　重走祖辈路 跨越三代人的精神传承

　　“在我看来，我父亲就是本着爱国精神，因为事关中国，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去，所以，没有顾虑那么多，也不计较任何付出，一直到任务完成为止。我到现在都很敬佩他。就算是今天，如果家乡有难，马来西亚的很多华侨都会义无反顾去帮忙。”严崇财谈起自己的父亲，眼眶中闪起了一丝泪光。

　　“其实在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前，我，包括我父亲还有爷爷的几个孩子都不知道‘南侨机工’这个名称。后来，我看到了相关的书籍，从一些机工后裔那里听到了他们父辈的口述历史，并在他们的带领下，重走滇缅公路，特别是走到云南畹町的纪念碑时，我很想流泪，但不敢多说，我们父辈祖辈的英魂，就在这里。”作为南侨机工第三代后裔，侯韦美自2012年起，为探寻爷爷侯西反的“秘密”不断前往云南昆明，也因为这段被尘封的历史，她认识了许多机工后裔，每年9月3日，他们都会相约一起祭拜祖辈。

　　滇缅公路上的弹痕，与南侨机工纪念馆中的照片，见证着一颗颗“爱国心”，从天南地北，燃起点点希望之火，最终汇聚成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力量，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