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谭英

　　1949年，谭英（左三）与战友合影。（翻拍）

   张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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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回声·青春对话2

　　“为了国，为了家，我拿着枪骑着马，生活在战斗的黑夜里……回去吗？不！我不能把枪放下，我不能把枪放下。”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的老战士谭英每每唱起这首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当年传唱的歌曲，依旧心潮澎湃。

　　为什么去参军？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这位已过期颐之年的抗战老兵虽记不清自己的年龄，却不假思索地答道：“打日本仔！”

　　战火纷飞中，她投身伤员救治与抗日宣传工作；和平年代里，她转战妇女儿童工作战线，坚持为青少年讲述烽火岁月。从救治战士生命到抢救历史记忆，谭英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丹羊（除署名外） 通讯员穗退役军人宣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邱伟荣

　　刀架脖上 宁死也要保护伤员

　　1925年1月，谭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崖口乡一个中医世家。“我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在药店学中医抓药，有些医学常识。”18岁那年，她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山的暴行，在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开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作为五桂山游击队的后勤基地，中山崖口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谭英家常常为抗战捐钱送药、救治伤员，她也经常组织群众为前线抗战游击队捐钱捐粮。经身边共产党员介绍，谭英加入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为一名“卫生战士”。

　　谭英记得，四区医疗站设在中山崖口王屋村的中间，当时有10多名日本兵驻扎在相邻的南朗镇，距离医疗站不到4公里，救治伤病员的工作非常危险。“医疗站包括我在内有5人，周医生、卫生员杨顺金和吴清，还有一名14岁的联络员阿昌。”

　　怎样安全隐藏伤员，不被日本兵发现？医疗站在布局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屋子共5间，一入门是一间大厅；右边一间大房放米、生活用品和杂物；左侧有3间屋，第一间是厨房，紧挨着厨房的屋子堆满烧饭用的芒草，芒草后面有一间没有窗的漆黑暗室，用来隐藏伤兵。

　　暗室入口必须堆满芒草、进暗室为伤病员治病换药时必定有人把风警戒、买药和运送伤员都安排在夜晚行动……为了保障伤病员的安全，医疗时有严格的纪律。然而，危险不期而至。

　　那一次，在暗室里，谭英打着手电筒照着伤口，吴清动作熟练地换药。突然，担任把风任务的阿昌快速跑来，急促而低声通报“日本仔来了！”谭英和吴清立即放下换药工具，跑出暗室并做好伪装，拍去身上的芒草。

　　“刚装扮妥当，两名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长枪进入大厅，用日语对着我们哇哇大叫，还把刺刀架在我们脖子上。”谭英回忆称，“我就是牺牲了也绝不能让他们发现伤兵。”两人镇定自若，日本兵盯着她们的脸看了一阵，没看出异样，随后满屋翻找，甚至用刺刀在芒草堆乱刺一番。万幸的是，他们并未找到伤员。

　　当晚，医疗站将伤员紧急转移到中山县五区山上树林中，十多天后，部队接走了伤员。

　　群众相助 智斗敌军巧妙转移

　　在谭英心里，从决心参加抗战那天起，她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多年以后，当女儿黄秀华问她：“你当时不怕吗？”谭英答：“不怕！我们有群众，他们都支持我们！”

　　忆起在树林里藏伤员的经历，谭英说，她和卫生员及联络员借住在五区进步群众的房子里。为了不让日军看出蛛丝马迹，他们不能在树林里为伤员生火做饭。“那些日子，我们在群众家做好饭菜、洗晒衣物，然后将饭菜和伤员衣服包好藏在干牛粪等肥料中，假装运肥料去给菜园、树木施洒，悄悄地送进树林给伤员并为其疗伤。”

　　抗战时期，卫生战士既是卫生员，又是宣传员、服务员、事务员、炊事员、情报员、采药员……集众多后勤工作于一身，任务艰巨。她们以治病联系群众，打下群众基础。一旦卫生战士有困难，群众就会热情主动地帮忙。因此，有了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卫生战士如鱼得水，敌人只是“聋子和瞎子”。

　　中山市委党史办、中山市妇联等单位1991年编写的《中山妇运大事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记载：“义勇大队在五桂山成立卫生室……四、五区设分站，站长分别由黄惠、谭嫦（谭英）等担任，女卫生战士在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在艰难困苦岁月中，出色地完成医疗护理和转送伤病员的任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军重兵压境中山疯狂“扫荡”。据谭英回忆，当时她所在的医疗站接收了两名身负爆破伤的重伤员，每人都有几十个伤口，其中一人还被炸盲了一只眼睛。医疗站的位置近公路边，常有敌人来往，在群众的掩护下，谭英和吴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两位重伤员动手术，取出一片片碎弹片和一粒粒泥沙，并精心护理。敌人几次进村搜查，都平安无事。

　　随着“扫荡”逼近，上级通知立即转移伤员。情况紧急，伤员不能行走，容易暴露，怎么办？谭英和吴清马上找群众商量，想出一条妙计：第二天天还未亮，一支披麻戴孝的队伍经过敌人常巡逻的公路，有人哭哭啼啼，有人吹吹打打，有人抬着棺材……

　　原来，在当地民兵和群众的协助下，一位老太太借出自己的长生棺木，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送葬”队伍，用“出殡”的办法，把伤员藏在棺材里，转移至三乡镇的医疗站继续治疗。

　　出钱出力 牵头抢救抗战史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很开心，我们和群众一起到处唱歌！”时隔80载，谭英仍记得，收到消息后，无论是参战的战士，还是周围的群众，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正是经历过血与火的抗战岁月，谭英更觉这段记忆弥足珍贵。1991年在广州市妇联顾问的岗位上离休后，她在收集抗战史料的过程中，偶然了解到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

　　1937年9月18日，广州儿童剧团在烽火中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支儿童抗日宣传队伍。成立之初，团长、中共党员青年教师谈星组织130多名优秀少年儿童在广州及周边城镇、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后因形势紧张，剧团19名成员辗转广西梧州、桂林、南宁等地继续活动，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抗日救亡的重担。尽管只短暂存续6年，却是我国抗战期间存在时间最长的儿童抗日团体。

　　儿童剧团成员在狱中与敌人不屈斗争的英勇事迹深深触动了谭英。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老兵深知，铭记历史应当“从娃娃抓起”。为了抢救史料，她决定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下来，作为教育青少年儿童的题材传承下去。她率先捐资5000元，并发动市妇联老同志及相关部门，携手寻访儿童剧团健在的老团员，于2004年编印成《赤炽童心早许国》一书。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当年的历史得以完整保存。2011年，在谭英等老同志的奔走下，广州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将广州儿童剧团的故事绘制成连环画，先后在全市100多所中小学、少年宫和儿童活动中心巡回展览。

　　这些年来，谭英多次受邀到学校、幼儿园、机关和大型会议上讲述她的革命故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了解抗战故事，谭英十分欣慰。

　　“母亲一直致力于收集抗战史料，尤其喜欢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女儿黄秀华指着茶几上的一沓照片说。其中一张照片上，一头灰白短发的谭英俯下身子，轻轻触摸孩子的脸颊，笑容灿烂。

　　“95后”记者手记

　　我会把谭奶奶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这个夏天，我遇见了一位特别的老人。她叫谭英，1925年出生在中山崖口。站在她面前时，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年轻人般的热烈与清醒——仿佛把100岁活成了“00后”。

　　第一次见面，她早早等在门口，像迎接老朋友一样，和我们一一握手，目光坚定。采访结束，她又坚持送到门外，再次与我们逐一握手。那一刻，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悄悄录下她与每个人紧紧相握的画面。我不禁问自己：上次被人这么郑重地对待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线上沟通，点外卖经常备注“放门口不用打电话”，这让她的方式显得格外珍贵。

　　她有着难以想象的经历：18岁那年参军，加入抗日义勇大队。救伤员、躲刺刀、跳芦苇荡，甚至想出用“送葬队伍”伪装，借棺材转移重伤员的妙计。后来，她潜入火柴厂做群众工作，用歌声团结女工，斗智斗勇，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新中国成立后，她利用工作之余整理广州儿童剧团的抗战史料，坚持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也因此疏忽了自己的小家，女儿嗔怪道：“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太忙了，天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走过一个世纪，如今的谭奶奶依然身体硬朗。手术前，她还能每天上下三层楼梯，绕着东山湖公园走十圈。她的家人告诉我，去年她去看演出，同志们担心她年纪大了，搬来椅子让她坐，她却笑着婉拒。其实，从她坚定的步伐，到那双始终温热有力的手，都能让我感受到一种支撑她走过百年的东西——那是认真，是热情，是坚韧。

　　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反复回荡着她的一句话：“我老了，可抗战的故事不能老。”而我想说的是：谭奶奶，我会把您的故事继续讲下去。用我们的青春接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