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画像

　　朱次琦所书对联悬挂在玉岩书院。

　　朱九江纪念公园

　　朱次琦手迹 广东省博物馆供图

　　昔日的朱九江先生纪念堂

　　学子走过木棉掩映的朱九江先生纪念堂。

　　岭南气韵7

　　1908年，康有为在《朱九江先生佚文序》中如是评论他的老师朱次琦：“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

　　如此一位重要的文化人物，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图：资料图片

　　少年才子 出身小康之家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学里，有一座朱九江先生纪念堂。重檐歇山顶、琉璃瓦、回廊巨柱，气势庄严。这座纪念堂高三层，内设会场、奉朱九江先生礼堂、朱九江生平事迹展等空间，展出有朱九江先生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相关资料。“千秋新学开南海，百世名儒仰九江。”纪念堂的门联由康有为弟子梁鸾仓所撰，写的正是康有为和朱次琦的重要贡献。

　　作为佛山市南海区建校时间最长的中学，九江中学就是为纪念朱次琦（朱九江）而建。1857年，朱次琦辞官归故里，在九江开办礼山草堂讲学近25年。他去世后，海内外贤士于1932年筹建九江纪念中学（九江中学），旅美华侨于1933年捐款建造朱九江先生纪念堂并于1936年落成。抗战时期，纪念堂部分建筑损毁，1994年由政府拨款及海内外热心人士集资重建，建筑面积扩充到约1500平方米。

　　所谓“九江”，为西江下游之一段。今天的九江镇是南海区下辖镇，地处南海区最南端，东与顺德区龙江镇相邻，西南、西北隔西江分别与鹤山市、高明区相望，隔北江与禅城区南庄镇相望，北接西樵镇，是著名的水乡、侨乡和龙舟之乡。南海九江朱氏是明清时期当地的名门望族，才人辈出。九江镇下西村有一座“良二千石”牌坊，相传是明朝万历皇帝赐给进士朱让的功德牌坊。不远处的“探花桥”，据传是朱让的外孙陈子壮在高中探花后为纪念外祖父而建，至今已有约400年历史。朱让之孙朱实莲也是进士，明末协助陈子壮在九江抗清，殉职高明。

　　但朱次琦出身并不显赫。父亲朱成发父母早亡，“生而孤露，艰难立家，滋至小有”，通过艰辛打拼积累下有限的家业，但颇具仁义之风，“凡乡闾美举，恤嫠哺孤，修坟治道，赈残废，助婚丧，所出恒逾其量”，在乡间颇有声名。母亲张太宜人，也是一位颇“知文史”的女性。朱次琦“甫学语，张太宜人抱诸膝上，授以唐人绝句代小儿歌谣”。良好的家庭风气，对朱次琦日后养成扶危济贫、匡济时艰、通经致用的品性造成了深远影响。朱家四兄弟也均成才，士琦成举人，次琦中进士，宗琦为贡生，炳琦为监生，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成为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

　　朱次琦少年时便以聪颖闻名。他4岁入塾读书，7岁能赋诗作词，13岁在友人、藏书家曾钊引荐下拜谒两广总督阮元，得其赞赏，被称为才子。他早年求学于广州的羊城书院、越秀书院，深得业师谢里甫、陈莲史的赏识。陈莲史是清嘉庆二十五年状元，还朝时“解所携屏翰勋玉章赠别”，可见对他的重视。

　　但有才子之名的朱次琦科举之路并不顺遂。直到1847年，41岁的他才中了进士，放官山西，后任襄陵县令。他说，为官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为国为民办事。他十分推崇北宋范仲淹和明代孙承宗励节苦行、甘于吃苦、甘于长时间的默默无闻、任何时候都不放松磨砺品格的精神，“是二君子者，伏则泥潜，出则霆震，发皇耳目，惊爆天下，非偶然也”。他发誓，如自己敢“有载一钱归者”，明神殛之。他“游宦如游学”，事先广泛收集关系民生的“武备、仓储、河渠、地利诸书”，以备后用。他也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脂膏不润。

　　水利专家 代理县令“分水”留美名

　　在山西襄陵任上，朱次琦推行“以儒为治”，做了许多实事。

　　他到襄陵县还未来得及与原县令交接，县内便发生了巨盗“赵三不楞”及其同伙越狱逃跑事件。他临危不乱，迅速探知逃犯去向，令人以夜半疾驰60公里的神速，来到案犯潜伏的地方等候，于深夜将其全部抓获，前后用时仅三天。当时县内河东地区狼群成灾，频频咬死人畜，百姓迷信，视狼为“神”，不敢击杀，导致狼灾愈演愈烈。朱次琦首先破除百姓对狼的恐惧心理，然后率百姓携带火器直捣狼窝，半月内打死恶狼百余匹，为害多年的狼患渐次灭绝。

　　襄陵的平水河是灌溉襄陵和临汾两县田地的河流，但上游的“水霸”控制水源，强行规定下游的襄陵农民用水浇灌农田必须购买水票，导致下游经常受旱，为此上下游不断发生械斗事件。朱次琦到任后，经过调研分析，推行“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的规章制度，即施行按田亩征粮、按田亩供水灌溉，田跟赋税走，水跟田地走，将“地”“粮”“水”三者捆绑为一体，平息了迁延多年的纠纷。之后，他详细制定治水规章和水利灌溉工程规划，发动民间兴修多条支渠，专人管理，保障了全县农田连年稳产高产。老百姓称其分水如老父为儿子们分灶，周详而公平，因而大获民心。

　　实际上，朱次琦在水利方面的专长与他生活的岭南水乡颇有渊源。独特的地理条件让南海九江一带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水乡经济生态，也影响到朱次琦及其族人的生产与生活。历史学者、《朱次琦研究》作者张纹华就指出，朱次琦与其多位友人都是水利专家，朱次琦等众多朱氏族人也都曾从事鱼苗养殖。

　　在襄陵任上，朱次琦严管当地官场以权谋私之风，使得官风大变。他还经常深入基层调查民情，与乡贤等交流施政意见。他勤政不辍，“民以事至，则自击鼓，不问旦暮，闻鼓则坐堂”。

　　但襄陵代理县令朱次琦只当了190天，便辞官南归。百姓依依不舍，“出署之夕，万众攀留”。后来，襄陵人民为他筑生祠，称其为“后朱子”。而这位为民造福的清官，因盘费不足不得不典当衣物，方才度岭抵家。

　　草堂讲学 门下弟子人才辈出

　　辞归故里后，朱次琦在九江礼山（今忠良岗）设草堂讲学，即礼山草堂。他在此讲学长达二十余年，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草堂学生长期控制在50人左右。

　　朱次琦反对汉学和宋学门户之见，强调“以经世救民为归”。由他开创、简朝亮继之的“九江学派”在岭南学术史上影响深远。他力倡实学，治学严谨，主张“读书务大义，励志圣贤，由体达学”。他指出读书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养个人身心，而不应该只专注于八股、八韵和八法这些应试的东西。他认为，以考据训诂为特征的汉学，是清朝禁锢人才之学，百年来多少“聪明魁异之士”毁于其间；八股科举，同样也使众多“佳弟子”成为“自暴自弃”者，因此现行教育必须改革，使学生明确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对国对民有用之才。

　　朱次琦提出学习内容应尽可能全面，必须把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都列入必读科目，不可偏废，并且读书不能只图表面，应求融会贯通。他一扫汉宋经学的门户隔阂，将经史两学相互贯通，互相印证。特别是他提倡的掌故之学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水利、文物制度等各个方面。朱次琦的这种实学思想主张在立足于历史传统的同时，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并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

　　朱次琦注重学生的道德品质修养，向学生提出“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点要求，使学生做到诚心、谨慎、克己、力行，努力上进，为国效力。他的门下弟子除了清末维新领袖康有为外，还有翰林院编修、举子试主考官陈如岳，清末民初大教育家简朝亮，同治钦点状元梁耀枢，军机大臣戴鸿慈等。

　　朱次琦的爱国情怀也为人所称道。鸦片战争发生后，清钦差大臣琦善在谈判中一味对英妥协，朱次琦曾写诗痛斥琦善的卖国行为。1875年“马嘉理案”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英国订立《烟台条约》，并派郭嵩焘赴英道歉。朱次琦十分愤慨，写手札予以谴责。

　　历史学者、《朱次琦研究》作者张纹华言：“朱次琦学术生涯的特殊性有二：一是开馆乡土九江礼山草堂后，足迹不入城市，故人称‘九江先生’。二是临终自焚出其笔下的学术著述。”

　　朱次琦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五史实征录》《晋乘》等，诗集有《是汝师斋遗诗》。但这些书稿在他去世前夕被他自己全部焚毁了，此举也成为晚清文化史上一大悬案。

　　学者杨翔宇归纳了几种主要的观点：晚清宣统《南海县志》认为，以朱次琦学问修养之博大宏深，浅学者无从窥其涯际，其自焚书稿一事自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作为弟子和再传弟子，康有为认为朱次琦“疾世之哗嚣”，不愿“以著作炫世”；简朝亮则认为朱次琦对其著述“不满其意”“不欲以著述竟其才”；梁启超的观点是朱次琦自觉“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但朱次琦的真实意图，今人已无从知晓。

　　康有为赞颂朱次琦“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而以经世救民为归”。朱次琦去世后，他为之撰墓表，称其“始于为士，终为圣人”。朱次琦墓原葬于西樵右凤翼岗，后迁葬于九江镇下西坊龟山。迁葬题书为他的弟子、清同治辛未科状元梁耀枢。

　　如今，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下西社区朱次琦故居原址旁，建起了朱九江纪念公园。公园里除了恢复朱九江先生故居原貌之外，还增设礼山草堂，草堂内常举办讲座，重现先生当年讲学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