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陶城堡模型
东汉后期琉璃玛瑙水晶珠饰
东汉规矩四灵镜（半镜）
西汉后期陶朴满。朴满为存钱罐，里面放置五铢钱40枚，在广州汉墓较为少见。
刻“梁伯通”陶壶
西晋青釉辟邪形瓷水注
玛瑙耳珰
精心布置的展览现场
西汉南越国时期铜扁壶，肩部上刻“攀公”二字，可能是墓主的名字。
西晋陶牛车
广州博物馆重磅原创展览“人间镜像——广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正在镇海楼展区展出。
这是目前广州地区展出文物数量最多的汉晋文物临展。展览围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汉晋墓葬考古成果，精选208件（套）馆藏文物、手稿和资料，分“相会：番禺城的那些人”“墓葬：沟通生死的桥梁”“转身：摇身一变的广州人”三个单元，讲述鲜活生动的广州人和广州故事，再现汉晋广州城市记忆和历史图景。
从辉煌壮丽的汉代到“明星脸”众多的三国，再到司马氏建立的晋代，岭南地区的发展呈现出颇多亮点。在“人间镜像”展的文物之间穿行，那段远去时光的一些残影重又浮现在眼前，一些未曾听过的名字也经由它们再次被我们发现。展览策展人、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霍雨丰指出：“有赖于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探索，那些埋藏在黄土之下的一段段人间缩影重新跃入眼前，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喝着珠江水，吹着岭南风，拥有过亲情和爱情，经历过悲欢与离合，最重要的是，都曾在同一片土地上努力绽放过。”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 常丝茗 图/广州博物馆提供
两片分别下葬的半镜 见证真实的“破镜重圆”
“汉晋时期正处于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墓葬资料极其丰富。”霍雨丰说，“随着岭南地区逐步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晋的出土文物呈现统一、多元的特性。”
1973年2月25日，广州考古的核心人物麦英豪先生，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写了一封信：“今年一月十日转到北郊淘金坑32层宾馆工地配合平土工程，发掘了一处南越王国时期中小官吏墓群……廿一座都是西汉初年的，从钻探已知还有几座未掘。这处墓群分布比华侨新村尤为密集……”这封信中提到的华侨新村西汉墓群、淘金坑西汉墓葬群都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广州重要的城市考古成果，也是广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早期的珍贵记录。
古人将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呈现在当时被认为将带着自己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最终居所之中，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记录着他们生活点滴的宝贵线索。比如，在淘金坑，人们发现了赵望之、郑未、孙熹的墓；在蚬壳岗，有得之的墓；在玉子岗，考古人员找到了梁奋、赵安的墓；在竹园岗，有李嘉的墓；在麻鹰岗，有辛偃、灑的墓；上二望岗，有姚巳的墓……
他们是谁？他们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从事怎样的工作？他们的后人去向何方？
“自秦始皇并岭南后，番禺先后是南海郡的郡治、南越国都城、治所等，更是著名的秦汉都会之一。”霍雨丰说，“这一时期的番禺，会聚了形形色色的人，不仅有旧秦国人、旧六国后裔、中原汉人，也有西瓯人、骆越人、闽越人等百越民族，甚至还有来自域外的胡人。”
这些人的身份也非常多样。有战士——1960年三元里马鹏岗发现的8号墓随葬了4件铁矛、2把铁戟和1把铁剑，数量多，质量精，墓主应是南越国一名骁勇的将士；有工匠——1973年淘金坑M22西汉墓出土印“官根”铭陶罐，说明它可能出自一名叫“根”的陶工之手。
展览中呈现出来的爱情和亲情，时隔近两千年依旧令人动容。相继离世的夫妻，各自棺内头部都放了一面铜镜，铜镜上的铭文赫然印着“长毋相忘”，这正是横枝岗2号墓这对夫妻爱情的写照。龙生岗43号墓的合葬夫妻，女棺先葬，男棺后葬，男子将一面铜镜一分为二随葬，期待在另一个世界可以重圆。先烈东有2座一大一小的东汉晚期墓，一座为带穹窿合券顶的大型砖室夫妻合葬墓，另一座为仅长1.3米的小墓，葬的应是一名幼童，祔葬在大墓的一侧。这是一家三口以另一种方式的“团圆”。
已知最早的一位“河南”居民应该名叫“杨本”
展览选取了多件具有明显身份特征的玉环、铜弩机、玉佩、陶壶、铜印、金指环等随葬器物，讲述秦汉以来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齐聚番禺城，共同开发、建设家园的故事。历经千年，有人隐匿于历史长河，名不见经传；有人为官一任，成为王朝更迭、历史兴衰的参与者；有人富甲一方良田无数。通过文物反映出的不同身份，我们能读取他们关于婚姻、家庭、生活、事业等不一样的生命体验。
这些人当中，有本地土著。早期生活在岭南的百越民族，他们断发文身，习于水性，善于用舟，没有文字，但是善用各种刻画符号作为记录。广州西汉早期越人墓葬独特，流行在墓坑底部铺满小石子，或者在墓坑下面挖一个大坑随葬器物，俗称“腰坑”。秦统一岭南后，随着秦汉中原文化的涌入，汉越民族开始融合，一些越人通过学汉字，习汉礼，成为南越国的臣民。
也有崛起的新贵。1955年在横枝岗发现一座西汉中期大墓，墓主为癰（yōng）顺意。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玛瑙水晶珠饰。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繁盛，大量珠饰涌入番禺，成为贵族间流行的“奢侈品”。汉至南北朝时期，玛瑙一直深受贵族喜爱，曹丕还曾写《玛瑙勒赋》颂之。1953年龙生岗43号墓出土了彩蓝琉璃446粒、浅蓝琉璃937粒、紫色珠537粒，共计1920粒。类似数量巨大的珠饰还见于荔湾区西湾路旧铸管厂西汉墓，可能是用于殓葬的珠襦串饰。它们都说明了墓主身份不凡。
东汉时期，一些贵族阶层大力开发农业种植，积聚大量财富，逐渐形成拥有大庄园、私人部曲的豪强大地主，他们多居住在番禺城东北郊、南郊一带。他们的墓葬多采用砖石结构，随葬陶城堡、陶水田、陶牛马等明器，应是他们生前富裕生活的反映。1956年东山三育路3号墓出土的一件陶城堡，仿若宫殿或城池建筑，高墙围绕，四角都设角楼可观察敌情，两侧有两座城楼，具有瞭望和守卫功能。1955年海珠晓港东侧发现的“梁伯通”墓，出土陶屋、陶井、陶囷，以及陶牛、陶羊、陶猪、陶鸡、陶鹅共10余件，可见家境殷实，应是这一带的大户之家。1960年沙河顶2号墓出土了金银指环、琉璃耳珰以及一件银顶针，墓主生前应是一位生活富庶的女性。
而当时权倾一时的南越重臣们更是对身后之事格外上心。在今天广州动物园内北面的麻鹰岗，发现了一座墓主名为辛偃的大型木椁墓，出土了青铜礼器、车马器、铜铁兵器、金银器、多件殓葬玉璧和玉佩饰，其中两件鎏金铜女俑更是南越国考古的孤例。随葬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是广州目前考古发现仅次于南越王墓的南越国大墓之一。可知墓主辛偃应是南越国内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死后所葬的麻鹰岗，属于南越国高级贵族的专属墓园。
随着城市的发展，新的区域被不断开发。广州海珠区位于珠江之南，俗称“河南”。西汉早期“河南”水位高、陆地少，鲜有居民。随着地理环境因素逐渐变化，今市二宫、晓港、康乐村等地在西汉中晚期形成生活区。在小港路大元岗发现的一座西汉晚期墓，一件陶壶盖上刻了“杨本”二字，很可能是墓主姓名，这是迄今广州汉墓中姓名可考最早的“河南”居民。
宝马作“豪车” 牛车当“茶室”
晋代广州人出行很讲究
从汉末至三国，黄河、长江流域战火连绵，赋役加重。远离政治中心的岭南则相对安定得多，战略地位也不断提高。
汉末，士氏家族据有交趾、合浦、南海诸郡，成为岭南地区最大的地方势力，其代表人物士燮“雄长一州，威尊无上，震服百蛮”。三国时粤地属吴，黄武五年（226年）从交州分置出广州，由吕岱任广州刺史。这一时期，江东最有成就和影响的经师虞翻被孙权流放到广州，“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推进了交广地区的学术之风。孙吴末年，桂林太守部曲督郭马在广州聚众攻杀广州督、南海太守，驱逐广州刺史，东吴派出镇南将军、假节、广州牧滕脩征讨郭马。晋灭东吴时，滕脩送印绶请降，广州和平纳入西晋版图。西晋在广州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东晋以后，广州刺史兼平越中郎将都督广、交诸军事，是岭南最高军政长官。
西晋末期及东晋前期，江南和荆州已数经战乱，中原和江南流民大量经海陆两途南下入粤。广州发掘出土的不少晋墓砖，刻有“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永嘉五年辛未，子孙昌，皆侯王”“癸酉，皆宜价市”等字样。有些研究者认为，它们说明当时广州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片避难、宜居的乐土。也有学者认为恰恰相反，只是墓主人的祈愿。但无论怎样，两晋及南朝时期，广州一直是岭南政治、军事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和国内最重要的外贸港口。《晋书·吴隐之传》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据《南海志》载，晋代广州户口为37481户。
展览中展出一件西晋的青釉陶骑马俑。骑者头戴冠，双手握缰绳，端坐马鞍上。前有两个马僮牵马，后有一侍从。这应当就是晋代高收入“广州人”一种比较典型的出行方式。另一件陶牛车带有长方形车厢和车篷，车厢内设有茶几。这也是西晋“大户人家”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
霍雨丰介绍，相比两汉墓葬，晋墓最大的特点是随葬品逐渐简化，尤其是汉代流行的各种饰玉、葬玉消失，广州两晋墓葬亦然，但仍出土各式金饰和琉璃珠饰，它们是晋代贵族主要的装饰品。展览中展出的一件金小狗出土于西村孖岗，可能是钉结于一件器物上的饰品。小狗形体较小，憨态可爱，身上镂刻的线纹已经摩擦平滑，应为物主时常佩戴所致，可见是其生前的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