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山高林密，很多地方陡峭难行，图中考察队在艰难行进。

圣贤里15号的门牌号 林子雄 提供

现场发现了精工雕饰的石柱、石赑屃等构件。

黄佐祖孙三代的墓葬沿山体从上到下排列成一条整齐的直线。（图为远景）

　　正在进行的广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中，普查队员们在白云山栖霞岭确认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家族墓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

　　昨日上午，广州日报记者随广州市文物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白云区普查办、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共同组成的考察队伍，对这一重要发现进行了现场考察。

　　“尔其巅可摩星，下瞰归龙之洞”“北敞崇台高馆之胜，左参月溪景泰之禅”——白云山上的广州碑林入口处，矗立一块碑刻，上书黄佐所撰《白云山赋》。这也是碑林中最大的一块碑，重约4吨。五百余字洋洋洒洒、行云流水。这位一生情系桑梓的文化名家为白云山留下了最美的文字，也最终选择此地作为长眠之所。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庄小龙（除署名外）

　　现场解惑

　　为何黄佐家族墓长期未能定位？ 是“赠礼部左侍郎”，还是“赠礼部右侍郎”？

　　记者在现场看到，几座墓葬都已经遭到破坏，非常令人痛心。但墓葬的整体形制仍保存比较完整。

　　黄佐墓就在白云山栖霞岭是史料中明确的记载，黄氏族人也在广州绵长繁衍，然而，为何黄佐家族墓长期未能明确定位？白云区“四普”普查队队长冼永城告诉记者，其实在十多年前他们已经对白云山上的古代墓葬进行过普查，发现、记录了一批有价值的墓葬。但由于白云山山高林密，很多地方陡峭难行，不少墓葬被林木遮蔽，难以一一尽数。当时该墓群被枯枝败叶遮蔽，给搜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为了便于下一步开展普查调研登记，白云山景区对枯枝败叶进行了初步清理，该墓群的全貌才得以显现。

　　专家们指出，黄佐墓为鸭屎石砌筑的交椅墓，呈现明显的明代墓葬特色。三座墓按南北轴线依山势而建，规模宏大，规格高，其中垄环的压顶石、瓦当及滴水的图案及其粗壮的华表柱，均是白云山众多古墓里面少见的。

　　黄佐墓的线索提供者，广州市本土历史文化爱好者康志斌说，关于黄佐墓的位置，古籍中的记载也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一片大致的地方一点点地找，也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当时，康志斌与李宥纶、余国祥、余国基等几位文物爱好者在附近发现了一块写有黄佐墓相关信息的清代告示碑，成为定位墓葬位置的重要地标。他说，除了这三座墓葬之外，附近还分布着20多座黄佐家族成员墓葬，占地面积相当可观。

　　现场发现了精工雕饰的石柱、石赑屃、华表等构件，以及有榫口的石基座。专家推测可能原来曾经有石牌坊之类。从石赑屃处有高大石台逐级而上，延伸到黄佐墓前，给人以庄严的仪式感。专家表示这种规模的明代墓葬在广州难得一见。“墓，你不能只看它的墓体，还应该看它周边的附属设施，这些附属设施应该都是属于它的一部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朱明敏表示。

　　黄佐祖孙三代的墓葬沿山体从上到下排列成一条整齐的直线，朱明敏说，这并非很普遍的定制，“我们也看到很多（家族墓之间）是有偏移的。可能刚好黄佐他们家有特别的规划意识，因为黄佐本身就是搞礼制研究的人，所以他可能会比较重视这方面的东西。”

　　在黄佐的墓碑上有“赠礼部左侍郎”字样，但《明史》记载黄佐为“赠礼部右侍郎”。朱明敏表示，相关表述应该“以墓碑为准”，因为“材料以年代更早的为准”。这也是订正了《明史》记载的一点偏差。

　　“文物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普查过程中有了比较重大的发现，后续应该会有一整套的流程，比如它的文物（等级）认定，还有它的保护、维护等，都会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出来的。”朱明敏表示。

　　文脉依旧

　　圣贤里门牌今仍在 北京路“千年古道”留足迹

　　广东省方志馆研究馆员林子雄是“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中《黄佐》一书的作者，14日晚，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当天下午，应省方志办拍摄黄佐主题视频节目之邀，林子雄刚刚去过北京路，探寻黄佐的故迹。“民国时期出版的地图，仍然有圣贤里和与之平行的泰泉旧里、大司成里。今天再去，看到了圣贤里11号、13号、15号的门牌号。”

　　这几条原本互相连接的小巷曾分布在北京路步行街的东侧。黄佐后代黄佛颐所著的《广州城坊志》记载，黄佐家族当时就生活在这里。其位置大约是南北从今健民药房到青年文化宫、新华书店一带，东到文德路孙中山文献馆附近。清代时北京路叫承宣街，旧称双门底上街。几条小巷的名字也都与这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有关：黄佐号泰泉，其故居一带遂叫泰泉旧里，明代建了一座纪念黄佐的大司成牌坊，此街遂称大司成里；黄氏几代均是著名学者，其街便称圣贤里。清代，今青年文化宫处还有纪念黄佐的黄文裕公祠（黄去世后谥文裕），清代学者翁方纲在广州任广东学政时，每次从外地返广州均到祠中拜祀黄佐。

　　明正统十一年（1446），黄佐的祖父，香山（今中山）人黄瑜到广州求学，师从名儒陈政。陈政很赏识黄瑜的才华，将次女嫁给黄瑜之子黄畿。陈氏即为黄佐生母。黄佐就出生于泰泉旧里，虽然占籍香山，实际上从祖父黄瑜起已定居广州城里，所以他可算是今天的广州市越秀区人。

　　黄瑜曾在广东长乐县任了15年知县。退休回广州后，在家门口种了两棵槐树，并在附近修了一座“双槐亭”，自号“双槐老人”，著有《双槐集》《书传旁通》《七诱》等传世著作，70岁时还完成《双槐岁抄》，此书后来黄佐加以补充，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印出版。黄畿少年时便以神童知名，但考举人没有考上，之后绝意仕途，在越秀山麓筑粤洲草堂隐居读书，人称粤洲先生，著有《皇极管窥》《删正黄庭经》《粤洲集》等著作。

　　北京路上的黄氏后代不少子弟继祖辈学风，有所成就。清代黄培芳是著名的诗人，与张维屏、谭敬昭并称“粤东三子”，一生著作有50多种600余卷。他在家门书门联云：“四百年里第；十八世书香。”可知其对家声的重视。黄培芳的从孙黄映奎，曾担任《广东通志》的分纂。映奎之子黄佛颐曾任广东通志局分纂，博学多才，是地方文献专家，著有《广州城坊志》《岭南藏书家考略》等。《广州城坊志》于民国初出版，是研究广州古街巷的珍贵资料。

　　黄佐曾在住地建藏书楼，名“宝书楼”，后为黄培芳改建，名为“岭海楼”，仍为藏书之所，位置在今北京路新华书店附近。黄佐的十三世孙黄铭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将故居旧址重建为黄文裕公祠，民国时期的登记地址为泰泉旧里1号，抗战时，毁于空袭（后该地段改建为“大世界游乐场”，再改为市青年文化宫）。岭海楼也在此时被毁，只有大司成石牌坊劫后遗存。大司成牌坊原为木结构，清代嘉庆二年（1797）改建为两柱单间的石牌坊。

　　双槐亭、黄文裕公祠、宝书楼、粤岳草堂、岭海楼等与黄佐及其家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建筑都已不复存在。“有人给我发了大司成牌坊的照片。这是很难得的、我们能看到的与黄佐有关的文物图像了。”林子雄说。

　　但文脉仍在。“这次去到圣贤里很有感慨”，林子雄说，“北京路不是有条千年古道吗？各个朝代的路面一层层地叠压着。其中那段明代的路面，我觉得黄佐就曾经在上面走过。”

　　黄佐轶事

　　黄佐，字才伯，号泰泉，广东香山人。黄佐家学渊源，勤奋努力，自小在爷爷、父亲的教导下成长。林子雄介绍，明正德五年（1510），20岁的黄佐便考取了解元，成为广东乡试的第一名。正德十五年（1520），黄佐进京参加会试，名列18，并在廷试中获得二甲11名。从政后，他曾任翰林院编修，提出“首为清、次为慎、三为勤”的做官箴言。这一箴言体现了他清廉正直的理念，他以此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

　　林子雄说，黄佐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他对父母格外孝顺。父亲黄畿在陪他一道进京赶考的途中逝世，他更加牵挂家中的母亲。明嘉靖六年（1527），他在广西督学任上因母亲生病而回到广州，“实际上他这次是没有正式辞官的，按照规定是要受处罚。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他其实并不是非常热衷于官位”，林子雄说。几年后，黄佐再度出仕，任南京翰林院侍读，嘉靖二十一年（1542）春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官从四品（“大司成牌坊”也由此得名，国子监祭酒亦称大司成），遂带着母亲前往南京任职。他一边为官，一边照顾母亲，尽显孝道。母亲陈氏后来逝于南京。

　　岭南诗派领袖，提升广东作家的文学水准

　　黄佐著作众多，《明史》有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均有黄佐的名著《泰泉集》的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文章衔华佩实，亦足以雄视一时”。他著有《诗经通解》《礼典》《乐典》《乡礼》《小学古训》《续春秋明经》等著作。他的撰述以文为主，诗歌雄直恣肆，倜傥不群，后人尊之为“粤之昌黎”，清代学者朱彝尊称他为岭南诗派领袖。

　　归居广州后，黄佐改白云山景泰寺为泰泉书院，在此讲学，世称“泰泉先生”。嘉靖年间的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行都是他的学生，被后人称为“南园后五先生”。研究者评价：“南园后五子标志着从14世纪‘前五子’以来文学上的伟大复兴，而黄佐正是这一伟大复兴的实际推动者，黄佐和丘濬将广东作家的文学水准提升到了最高水平。”

　　与王阳明“辩难”颇为著名，主张“知先行后”

　　黄佐在1524年、1528年与王阳明的两次辩难颇为著名。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识引发实践，又因实践获得新知。黄佐认为知先行后，认为没有知识对于行动的指导，行为很难避免出错。他还认为王阳明强调的“致良知”忽视了实践的能力。王阳明虽然并不认同黄佐的观点，但也尊重黄佐的思想和直接的表达，表示“非尊兄不闻此言”。林子雄说，当时王阳明是两广总督，官比黄佐大，但黄佐并未因此而在学术研讨中有所顾虑。

　　编修地方志，他是广东数一数二的

　　最让黄佐留名后世的，是他在地方史志方面的努力。他于正德四年（1509）开始编写《广州人物传》，为199位粤籍先贤撰写传记。他编撰了《香山县志》，开香山修志之先河；编纂的《广西通志》，为广西第一部通志；编纂《罗浮山志》，为名山立传；还编纂了《广州志》《广东通志》。“在这方面（编修地方志）他是广东数一数二的。”林子雄说。他主编《广东通志》时已年近70，本不想接受此托，但连续两任两广总督“三顾茅庐”，还带来聘金，令他十分感动。他接受任务后，却坚决不收聘金，还把几个儿子叫来一起为修志出力，令《广东通志》成为流传至今、备受称赞的地方文献。

　　此外，他的《泰泉礼记》先是写给黄氏子弟，之后被作为全县乡礼典范进行推广。“泰泉乡礼的推行对广东地区宗族的建立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就是把原来在士大夫阶层的那些礼仪逐渐向平民推广。这为广东宗族逐渐繁衍壮大可以说是奠定了理论基础。”朱明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