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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治理的中国经验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我们提高风险防控意识、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体系提出重大警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要“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我国社会转型的具体环境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风险治理体系,为世界展示了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原则打造社会风险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首先,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完善风险防控的领导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论断,同时强调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风险防控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的独特政治优势和党植根于群众的社会优势,发挥各级党委特别是基层党组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体制和能力优势,为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同时,还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社会风险多元协同治理,特别是要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要建立社会安全风险多元化防控体系和个人风险多元化应对体系。社会安全风险防控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托相关部门,特别要注重依靠和发动群众,包括发挥一些专业性社会组织的作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从源头上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而个人风险应对也要强调协同和合作,特别是在城镇化社区,应建立起邻里守望互助、社区协同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个体在风险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以“下好先手棋”为导向完善社会风险研判与预警机制

  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着力强调的核心战略思维,“下好先手棋”是风险防控的基本导向。从社会风险防控机制的建构思路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探索和尝试:一是高度重视社会风险研判与评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二是提高风险预警与防控能力,实现社会风险防控机制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特别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各级风险预控部门要学会制定社会风险清单和运行态势图,科学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技术提高风险预判的科学性;要做好隐性风险排查工作,确保风险排查全覆盖、无死角,提高风险预控工作的精细化水平;要完善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减少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隐患。三是以发展民生、解决主要矛盾为重点内容来强化源头治理,从根本上消除风险隐患。党中央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将社会公正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着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就是要从源头上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以“打好组合拳”为指针构建社会风险综合治理体系

  为有效应对风险叠加引发的链式效应,党和政府着力构建以“打好组合拳”为导向的社会风险综合治理机制,具体包括:一是实现部门联动和协同应对社会风险。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因素众多,且与金融、安全、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风险因素交织存在,因此必须要建立完善协同处置机制,建立起党委领导、统筹协调、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社会风险应对领导体制。国家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地方层面要强化分工负责,各部门要实现风险源信息互联互通。二是针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风险因素提出不同的应对处置方法。针对社会治安领域、民生领域、网络社会领域、安全领域等不同的社会风险因素,综合运用思想教育方式、法治手段、行政手段、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方法来进行有区别的应对处置,实现风险应对处置的法治化、网格化和专业化。三是分清主次。对明显有征兆演变为公共危机事件的高风险因素要高位介入、果断出击、多方联动、迅速处置,避免成为社会矛盾事件。对无明显征兆的潜在社会风险因素要注重通过长远机制来进行排查处置。四是构建和完善社会风险治理的全过程、全链条工作机制。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呈现高度的叠加性,必须以系统视野构建全过程、全链条式的风险治理机制,覆盖各种显性和潜在的风险因素,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爆发和传播的可能性。从社会风险的生成机制和影响传播过程来看,全过程、全链条式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应包括社会风险研判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社会风险防控协同机制、社会风险防控责任机制、社会风险阻断机制等,从长远看还要落实好社会公正保护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从而形成有效的风险缓冲和阻断机制。

  以“把握好时、度、效”为准则加强舆论引导与心理干预工作

  网络社会和全媒体时代,社会风险在来源、传播、影响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关注网络信息社会中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工作的“时、度、效”问题,强调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具体到风险防控,就是要做到:一是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机制,减少网络空间中的社会风险因素。信息化时代,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必须通过部门联动、加强立法、强化监督、严厉整治等措施,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力度,同时要深入实施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全面提高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和防护水平,切实有效防范网络风险因素。二是要加强网络信息社会中的心理干预,降低全媒体时代的风险扩散和放大效应。网络社会的高速发展,为舆论传播提供了高度便捷渠道,特别是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提出全新任务和重大挑战。从社会风险角度来看,以手机社交软件为代表的全媒体平台为风险传播提供了高度便捷渠道,甚至会成为各种负面信息和情绪的“放大镜”和“传真机”。因此,各级党政机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宣传部门和新闻舆论机构就必须共同承担起责任,推动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减少网络空间传播和社会风险的影响和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特别是全媒体环境下,如何降低各种社会风险因素的无间隙、全覆盖式发酵与传播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将成为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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