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挖掘工作取得阶段性突破。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摄

城墙砖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摄

脊兽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摄

瓦当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摄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位于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地处广州古城腹地,处于“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核心地带。1996、1998年,考古工作人员曾在遗址东北部发现东汉、东晋、南朝时期的城墙,系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在遗址周边也曾发现较多重要的遗址。
在本次发掘的2400平方米遗址范围内,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9米,已清理汉代至清代各类遗迹572处,现场出土文物2800件(套)。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穗文考) 广州城市考古又有重要发现!12月27日上午,记者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现场举行的媒体通报会上获悉,该遗址考古挖掘工作取得阶段性突破。
为配合越秀区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北地块)的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24年1月起对项目用地进行考古发掘,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在本次发掘的2400平方米遗址范围内,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9米,已清理汉代至清代各类遗迹572处。现场出土了大量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以及汉至民国时期陶器、瓷器、铁器等文物共2800件(套)。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区域东部揭露了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在发掘区域东部和中部清理了五代南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和唐宋时期西湖石筑、木构堤岸,并发现疑似码头的遗迹;在发掘区域西部清理了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明代大型居址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
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介绍,早在1998年,为建设地铁一号线,这里曾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段汉代广州城的城墙。“此次考古发掘,在之前的基础上扩大了范围,有了更深入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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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城墙 唐宋西湖 明清古道 清代书院
东汉、东晋、南朝、唐代广州城西城墙:在遗址东部发现的东汉城墙呈南北走向,揭露长11.6米、宽10.1米、残高0.8米,用山岗土夹杂筒瓦、板瓦、陶器残片层层夯筑。东晋城墙是在东汉城墙上加筑而成的,由墙芯、内包砖、外包砖、散水组成,揭露长28米、宽8.6米、残高1.5米。部分外包砖上模印“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文字,局部用唐砖补砌。南朝城墙在东汉、东晋城墙的基础上向东西两侧扩宽,亦由夯土墙芯、内外包砖组成,西侧已被破坏,揭露长15.4米、残宽10.6米、残高1米。唐代城墙沿用了东晋城墙,并进行了补砌。
唐宋西湖及东侧堤岸:主要包括南汉湖岸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宋代码头遗迹和唐宋木构护堤等。其中,南汉湖岸护堤长29米,湖岸为土壁,自上而下向西倾斜,外侧用石块顺湖壁错缝垒砌9层为护堤,残高1.8米,顶端、外侧面及边缘齐整。护堤西侧为宋代码头建筑,揭露长12.5米,宽5.7米,石包土芯结构,两侧用石块顺向包边,中间用红土层层夯筑,自城墙边向西湖水域方向伸出。码头南包石外有用南汉、宋代砖堆成的驳岸,驳岸由码头南部边缘向湖内形成斜坡面。在遗址西首还发现了破坏较严重的唐代和宋代木堤岸。
明清流水井古道:在遗址中部发现一段南北向走道,清理长约20米、宽3.1米。路面自上而下分属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晚期路面用红砂岩条石铺砌,仅北部、中部有零散残存。与当代的流水井路相比较,考古发现的流水井路古道向北延伸得更长。
清代书院建筑基址:遗址西部在现代层下还发现了6处房址,房址均为砖结构建筑,呈东西向分布。初步来看,房屋有四间、五间多种形式,整体东西长21米,南北约14米,房基垫土厚约30厘米。据介绍,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反映了明代广州“三城合一”后,这一带经过淤积,已成为广州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
专家解读
东汉城墙或印证“步骘迁州”历史
项目负责人程浩介绍,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是小马站一带一直处于广州古城核心区的重要实证。遗址内的文化堆积多呈斜坡状,东高西低,高差最大可达10米,反映了这一区域从东部古城墙所在岗地向西部古西湖水域的地形变化,对广州古城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发现的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城墙是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东汉城墙或与“步骘迁州”的历史相印证。在包边砖上发现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不同时期墙体及附属设施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在东晋包砖上发现唐砖补砌的情况,说明城墙自东汉末年建成后,在东晋、南朝时期不断修缮、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说明了东汉至唐代,广州城的西界未发生变化。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体现了在南方多雨潮湿环境下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城墙两侧的南汉建筑垫土、磉墩及兽面瓦当、脊头瓦和脊兽,说明五代南汉时期,该处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应有一组大型高等级建筑。这一发现符合南汉高祖刘岩大兴土木、广建宫室的历史记载,结合遗址西部地层堆积的水域特征和西南侧的药洲遗址,该处大型建筑很可能与南汉宫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