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萼仪花的荚果，是陈焕镛交换回来的标本

银杉，为陈焕镛发表的新物种

　　广州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黄岚）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拥有近百年历史，创始人陈焕镛以其雄才博学，致力于种类异常丰富的我国华南地区植物区系研究。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便与胡先骕主持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双星辉映”，成为我国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植物学研究机构。

　　素华流年，星霜荏苒。回顾历史，1927年开始任教于中山大学的陈焕镛，第二年就在中山大学农科建立植物标本室（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前身），同年设立植物研究室，1929年又扩充为植物研究所，后更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该所早期致力于中国华南地区植物研究，既为中国植物学研究奠基，也为中国南方农林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919年秋，刚刚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回国的陈焕镛，只身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由此开启他在中国的植物学研究生涯。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历时十个月后，他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此后足迹更是遍及大江南北。建立农林植物研究所后，他组队在华南地区进行系统采集，为后来《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等的编撰做准备，并积极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短短七八年时间，通过交换获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

　　据历史记载，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农林植物研究所采得华南区域植物标本已达10多万号，并建有植物标本园，创办植物分类学英文刊物Sunyatsenia，与国内外植物学界交往广泛，赢得国内外声誉。然而1937年，北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广州时局日趋紧张、战祸在所难免之情形下，陈焕镛陆续组织人力将生物学系的部分标本、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文献、仪器设备等分批运到香港九龙。资料显示，当时陈焕镛运到香港的植物标本有141586号，也正因其此举，使得生物学系在大瑶山采集的4万多号植物标本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农林植物研究所回迁广州。陈焕镛将标本从香港运回广州，存放在省立广东大学的“旧女学”（现中山大学东北区378号）。正是陈焕镛苦心孤诣，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惜动用家族力量将标本及时转移到香港，又在香港沦陷后，不计个人得失与荣辱，将标本妥善运回广州，才得以完好保存这些珍贵标本，并使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得以赓续发展。

　　而由陈焕镛亲手创建的标本馆，现已拥有123万号标本，是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标本馆中那一份份微微泛黄的装订着形态各异的植物标本，是时光的留痕，也是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标本馆是一栋新旧馆合体的五层楼建筑，总面积有5513平方米，标本柜里满满当当地存有涵盖48700多个物种的各类植物标本，其中重要的模式标本就有近8000份。据标本馆高级工程师曾飞燕介绍，馆内现存有一批非常珍贵的标本，是当年由陈焕镛与海外同行交换得来，其中包括了一批菲律宾标本，其本国标本已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外，还有不少由陈焕镛亲自采集、鉴定，或发表的植物新种标本，乃至以其名字为新种命名的模式标本，如棕榈科琼棕属琼棕（又名陈氏棕）等。

　　陈焕镛一生发表植物新属11个，新类群及新组合500多个，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银杉。他与匡可任教授在1958年联名发表的植物新种——被称为“活化石”植物的银杉模式标本，至今仍完好无缺地存放在标本馆中。曾飞燕说，“银杉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学术界一度认为它由于冰川降临早已绝种。所以当年银杉在中国广西被发现、最终被定名发表，顿时轰动了全世界。”

　　“遥想1919年，陈焕镛前辈回国，立志为复兴民族科学而献身，要让中国植物学研究摆脱外国垄断的困境，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情系草木，躬身大地，对于陈焕镛为中国植物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植物学家陈焕镛》作者黄瑞兰也无不感慨，“我们期待陈焕镛院士这种爱国、爱科学、全身心致力于祖国科学事业的科研精神，能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