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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网红，有280万粉丝。航班延误了5个小时，我要求航空公司给我特殊照顾。”近日，一男子因不满航班延误，亮出自己网红的身份，指责空姐、质问机长名字，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航班延误，乘客感到不满是人之常情。从这一角度来说，该男子维权属于“有理”的一方。但据目击者介绍，男子在现场情绪激动，要求上飞机等待，否则就投诉，还以网红身份威胁、辱骂工作人员，“有理”也成了“胡闹”。航班因天气原因不起飞，本就属于不可抗力的影响，亮出网红身份“闹”一番难道就能让天气变好、让飞机起飞？该男子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常、合理的维权，而是自诩高人一等、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该享有特殊优待。

　　别说，有如此“网红特权”思维的案例还不少。比如一短视频网红想要骑摩托车上高速路被工作人员拦下，摩托车碰到交通锥后倒地，他便发视频“维权”，想要索赔摩托车的损失，而实际上，该路段有明显的禁摩路标；又比如探店博主打着“宣传”旗号，要求店家提供“霸王餐”……这些网红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的确，一些网红有着不错的粉丝基础，人气高、内容影响力也大。也正因此，他们就觉得掌握了话语权，在粉丝追捧和狂热流量中迷失了自我。所谓“维权”，把发布视频作为威胁，本质上就是一种舆论绑架，希望借粉丝和网友之力谋求个人私利。这种把粉丝量当作“武器”、将“网红”身份等同于特权的认知，不可理喻、价值观扭曲。

　　在这个直播和短视频风靡、人人都可当“主播”的时代，任由这股“特权”歪风肆意滋长，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如何遏制？平台是网红生存的基石，必须压实监管责任。网络红人是“流量”的产物，如果其行为不触犯法律、道德难以约束，不妨施以流量“制裁”——平台可以推出红黑榜，以信用评价体系规范主播行为：给不良记录者禁言、停播等处罚，予表现优良者推流等奖励。　　　　　　  

　　（皇甫思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