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婕
曾晓亮
何凌云
张博辉
云对话专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执行院长、深圳数据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张博辉
南方科技大学会计学讲席教授、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财经咨询专家 曾晓亮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ESG中心联合主任 包婕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何凌云
“ESG”风潮已起，如今更成为众多企业追求的可持续价值。ESG的演进，对企业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什么新意义？广州日报特别邀请了四位专家学者进行一场“云对话”，共商ESG的诸多前沿话题、共探ESG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前景。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钟达文、苏赞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与人们熟悉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ESG理念有何独特之处？
包婕：与ESG相比，传统观念所认知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涵盖范围较窄，仅对应到公益慈善议题。而ESG理念则整合了企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效益以及治理体系的完善等维度，能有效反映传统财务报表难以向投资者及公众传递的一些因素，如企业声誉、品牌价值、战略规划、产品安全、低碳转型等内在价值。
张博辉：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用可衡量的金钱、物质等形式主动回馈社会的行为，而ESG则是评估企业各个经营环节在环境、社会及治理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潜力的指标。二者的侧重点和追求目标不同。ESG概念有助于解决股东与大部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了从对立走向统一，并因而成为解决公司治理中外部矛盾的“钥匙”。
此外，两者行为的初始目的不同。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初始目的可能是“环保意识”或“社会责任感”，而ESG的初始目的是服务资本市场，通过管控非财务风险以及识别可持续发展机遇为企业创造新的利润点，而长期利润的增长对企业ESG行为有正反馈，实现良性循环。
曾晓亮：ESG的崛起引发了一场辩论：公司是股东至上还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忽视ESG等隐形价值将损害公司的显性价值。于是，“利益相关者”近年来逐渐代替“股东至上”成为主流。ESG更强调企业投资的长期性、持续性以及非经济价值的产出。
广州日报：ESG对企业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对经济发展有怎样的正面作用？
张博辉：一方面，ESG要求企业在经营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方面因素；另一方面，ESG鼓励企业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纳入经营决策，并将其视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ESG要求企业披露相关信息，为投资者提供更全面、准确的非财务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对于社会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言，ESG的框架使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评估和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和机遇，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长期价值的最大化。ESG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环境和社会问题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业务中断、诉讼风险和声誉损害的可能性。ESG将企业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鼓励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域积极发挥作用，为实现全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当然，ESG因素对实际投资决策的利润率回报可能没有立竿见影的影响。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ESG因素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长期对企业的表现和投资回报产生积极影响。我们曾经根据多家在境内外上市的中国上市公司的ESG评级结果与其收益率、股价波动率等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总体来看，一家公司的ESG评级越高，下一年股价收益率越高、股价波动率越小。
广州日报：企业ESG实践、企业利润和社会公益之间实现平衡或者三赢是可能的吗？
何凌云：当然是可能的。以ESG中的“E”为例，企业从事清洁生产不仅有利于改善环境，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声誉，并为产品赋予绿色理念，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投资者。而企业把经营所得投入社会公益中，不仅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也能够非常好地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公益价值，从而就形成了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例如某家市值全球前列的光伏电池组件企业，一直在光伏技术方面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更进一步延伸出光伏制氢和光伏建筑一体化等业务，促使光伏变成人人都可以负担的产品，助力应对全球变暖危机。同时，企业的利润也有了巨大增长，从2012年上市到2022年，该公司从亏损0.53亿元变成了盈利150亿元。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他们的经验可以成为其他同行的借鉴。
张博辉：已有的研究显示，ESG表现与公司财务绩效呈正相关，ESG表现较好的企业会展现出更好的企业形象。一个真正执行ESG原则的企业不仅是在做慈善或补偿，而且是在其运营的每个层面上都体现出对投资者乃至全社会公众的承诺。
如果一个企业的ESG表现与其业务策略紧密相连，包括供应链管理、资源效率和公司治理等方面有实际改进等，那么确实可以强化企业和社会公益之间的桥梁。
广州日报：不少人提出，对企业ESG实践的评价标准难以量化，ESG信息的有效性因此受到影响。中国企业或者中国的ESG从业者们可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曾晓亮：只有优质、高水平的ESG信息才能产生显著的资本市场效应，促进融资、影响员工，乃至推动公司创新。不过，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ESG信息的可比性成了难题。业界需要更深入、更实质性的指标来评估公司的价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ESG在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都将持续受到关注。
何凌云：ESG评价标准难以量化的症结主要是两个：一是不同的机构使用不同的评级方法和标准，可能会导致ESG评级结果的差异。比如说在环境方面，一些评级机构可能会更加关注碳足迹，另一些机构可能会更加关注水资源管理。不同行业的企业也面临着不同的环境挑战，例如化工企业可能更关注废水排放，而石油公司可能更关注碳排放。
二是ESG数据收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可能导致评级结果不完整、不准确。比如说企业可能会通过合法但是具有争议性的方式来处理污染排放，以掩饰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ESG数据不准确。
基于上述问题，我认为应该建立统一的ESG评价体系大框架。但框架内的细节则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涵盖我国本土化的ESG评价。要允许评级结构具有主观的专业性，只需要保证基于ESG的三个方面设定核心指标就可以了。
ESG数据收集不完整、不准确的问题，主要涉及监管机构、评级机构和企业三方。首先应该由监管机构出台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政策，提升企业对ESG的重视程度；其次就是评级机构，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尽可能统筹多方面的数据，减少数据的不一致性，提高数据可比性。最后，从企业视角看，企业应该加强ESG的披露和公开的透明度，做到“应披露尽披露”，加强ESG的定性和定量数据管理，让数据收集更加客观准确。
张博辉：“求大同、存小异”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原则，即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国际共识框架，同时立足国情选取适宜的指标，结合不同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选取更适宜的指标。例如在公司治理维度，应聚焦本土上市公司治理焦点问题，设置涵盖质押、资金占用以及违规担保等指标的管理运营议题，反映公司财务质量。
ESG指标权重还要考虑不同行业特征，采用中性化处理。市场投资者常担心ESG评分可能使金融等行业天然具有相对优势，而能源等行业就容易处于劣势。对于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的评价可能更有利于大公司，造成行业倾向。要更好地反映各行业的ESG水平，就需要对于重要性高的主题分配更高的权重，同时采用行业中性方式构建评价方法。
另外，我建议构建ESG评价更新机制和一票否决机制。通过日常监控，基于ESG评价的更新机制，及时反映企业ESG水平变化，对存在严重负面事件（财务造假、严重违法犯罪等）的公司实行一票否决。
广州日报：在国内，企业或者其他机构可以在哪些方面开拓ESG中的新领域？
包婕：当前，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对ESG理念的整体认知程度相较于非国有、非上市企业更高，披露ESG信息报告的比例也更高。而这类企业又更聚集在一二线城市。因此，一二线城市的企业，需要抢抓可持续发展大趋势的先机，率先从公司治理上开展探索，将ESG理念有机融合到公司治理中，包括可以从研究并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目标、在董事会层面建立ESG委员会、形成ESG管理机制、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风险管理、将ESG与高管薪酬绩效挂钩、开展ESG信息披露等方面采取措施进行落实，以“治”变促“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