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20年后，桥山村受助大学生代表前来探访“伯母”詹惠美。

曾本贤夫妇（右二、右三）在家乡参加捐赠活动。（资料图片）

　　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桥山村则颜曾公祠，供奉着一位名为曾本贤的乡贤。曾本贤于2014年病故，由乡亲们一致举手同意将其牌位安放在祠堂。为何要给予一位并非先祖的族人如此崇高的敬意？

　　9月9日，在石碁镇一场跨越海峡两岸的团圆小聚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当天，番禺石碁镇桥山村6名大学毕业20多年的后辈相约来探望从我国台湾回穗的詹惠美，她是曾本贤的遗孀。20世纪90年代，曾本贤从台湾返番禺家乡办厂。30余年间，曾本贤及家人捐赠超过3000万元，用于助学、扶困、敬老、建设家乡等，其中受到曾本贤伉俪奖励、资助考上大学的桥山村学生就有300多名，改变了众多桥山青年的人生轨迹。捐款毫不吝啬的曾本贤生活却极为简朴，出行就是一辆破旧单车，甚至不舍换掉一件穿了20年的旧衣衫。这样可亲可敬的乡贤，让村民们始终铭记在心，感念在心。

　　曾本贤半生饱经坎坷，白手起家，他不是最有钱的企业家，却乐于把奋斗所得慷慨捐出。在其家人、乡亲、受助者的口述里，记者拼凑起这位低调的乡贤形象。

　　何为金钱？慈善为何？人生何求？也许，曾本贤的事迹能给当下的我们带来更多思考。

　　报道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桂来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吴多、肖桂来、何钻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波

　　登门感谢：“村里的孩子都受过他的资助”

　　中秋节将近，番禺区石碁镇一栋民居里，一场时隔五年、跨越海峡的团圆聚会正在进行。石碁镇桥山村村干部曾福海和5名学弟学妹前来探访“伯母”詹惠美。桥山村是詹惠美已故丈夫曾本贤的家乡，约30年前，她随丈夫回家乡办厂、生活，多年来往返两地。如今，隔了五年没回番禺，见到村里的后辈，就像见到久违的家人。

　　寒暄中，曾福海和学弟学妹们又提到了“伯父”曾本贤——一位20世纪90年代回到番禺办厂的台商。

　　“可以说，村里每个学生都受过伯父的捐助，没有他，我们难以拥有现在的人生。”曾福海说。“90年代，伯父每个月资助我600元的生活费，解当时之困，让我能够走进大学，选择喜欢的医学专业。”另一位同学曾炳恬说。6名受助学生代表村里300多个受助大学生，回忆着与“伯父”交集的点滴。

　　“想起二年级时我从伯父、伯母手里接过的第一笔奖学金，开心的心情仿佛就在昨天。我爸让我自己保管，我一个人走路去银行把它存起来。” 曾经的受助学生曾结霞说。从领到第一笔奖学金起，曾结霞在曾本贤提供的奖助学金激励下努力学习，考出优异的高考成绩，最终在汕头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现已是佛山一家医院的副院长。20世纪90年代，医学系本硕七年的学费、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足以让不少寒门学子在梦想前却步。

　　“除了资助学费，每个月还发500元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彻底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可以选择喜欢的专业，从事想做的工作。”曾结霞动情地说。

　　“正是有了伯父发的奖助学金，我们村的大学生在20年前就比周边村多，历届桥山小学的毕业生普遍有五成以上能够考进大学。”曾福海说，桥山村不临靠大路，从前发展较差，在伯父重教氛围下，走出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1993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桥山小学一个村小就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老师是伯父花钱聘请的。”受助学生曾颖章说，从事五金外贸的伯父深知英语的重要性，他担心老师不愿来偏远的桥山执教，常给英语老师额外发奖金。

　　曾本贤伉俪资助过的桥山村大学生，如今不少人从医、从教、从商，还有的在政府部门任职。虽经历了二三十年，却始终不忘那份恩情，每逢年节，都会登门拜访表达感谢。

　　临终嘱托：“把村里老的小的都照顾好！”

　　曾本贤1933年出生于番禺石碁镇桥山村，在时代的沉浮中，他的前半生饱经坎坷——20多岁的他原本在家乡的一间工厂当五金工人，后来自己开了一间做工帽的五金店。1962年，曾本贤前往中国台湾，他重拾本行，做五金相关行业，后来创业开办五金厂，并攻破技术和设备难关，专门生产扬声器的重要零件——底座（T-YOKE）。顶峰时期，他的公司与世界多个名牌扬声器制造公司都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往来，在世界扬声器业界占有一席之地。

　　1992年，年近六旬的他带着上亿美元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番禺曾本五金工业有限公司，并举家搬至番禺生活。从此，他一边办实业带动家乡发展，一边做慈善扶助乡亲，直至2014年病逝。

　　“他是一个家乡情结很重的人。从这片土地走出去，始终心系故里，情牵乡亲。他常常念叨家乡人耕作不易，有些人负担不起孩子的学费。”詹惠美说，早在1992年回乡投资之前，丈夫就陆续向家乡捐赠善款，在改革开放前，他通过朋友不断给桥山村捎钱送物，且不透露姓名。1985年，曾本贤捐资5万元兴建桥山村文化中心，这是他被村里记录的、出给家乡的“第一份力”。

　　小时候一起生活在中国台湾时，曾本贤的女儿曾玉菁会觉得父亲有些奇怪。“那时，我们家住桃园的一个工业区里。每个星期天，父亲都要跑很远的路去饮茶，后来父亲在台北发现一家做广东捞面的，之后他几乎每个星期天要去吃捞面。”曾玉菁说，直到她来到番禺工作生活，才明白父亲只是一直保持着家乡的习惯。

　　1988年，詹惠美随丈夫第一次回桥山村探亲，她终于理解了丈夫对家乡的那份情愫。“乡亲很热情，用舞狮欢迎我们，先生看到多年没见的亲友，很兴奋，那种人情味真让我感动。”詹惠美回忆，他们当即决定：既然要回大陆办厂，就一定要办在家乡。

　　2014年，曾本贤因病离世，直至临终前，他不忘父老乡亲，嘱托妻子及儿女：“帮我把村里老的小的都照顾好！”

　　助人初心：“慈善是让钱发挥最大的效用”

　　一边是慷慨解囊做慈善，一边是生活简朴至极。在家人、员工以及村民的口中，流传着很多曾本贤不讲究吃穿用度的趣谈。

　　“我父亲是那种典型的广东人，他总是趿着双拖鞋，配一件汗衫、一条短裤、一顶龙船帽，骑上一辆女式脚踏车通勤。”曾玉菁从记事起，父亲总是以身作则、树立勤俭节约的家风。在很多石碁人印象中，曾本贤是那个“在街头骑着破旧单车去吃早茶的台商富老板”。

　　“他有一件穿了20年的深色格子衬衫，我妈拿给狗狗当毯子用，结果他捡回来，让我妈洗干净，继续穿。他的脚踏车用了10多年，还拒绝换新的，怕新车被偷，觉得破车不锁也安全。”曾玉菁打趣道。

　　在反差感的背后，曾本贤有一套自洽的逻辑——让钱发挥最大的效用。“父亲以很传统的方式经营企业，从不借钱做生意，用可靠的技术维持稳定的客源，而不管经营情况如何，他都会在公司的账面中预留做慈善的款项，不让捐助受影响，也不会好高骛远，超出能力范围做慈善。”曾玉菁说。

　　在父母的影响下，曾玉菁兄妹三人虽身为“企二代”，不买奢侈品、不买豪车，凡事以实用为原则。曾玉菁平时总是穿一身工衣，她的座驾是一辆皮卡车。但对曾玉菁而言，车只是代步的工具，有时候要紧急采购、运货，皮卡也十分方便，“让这笔钱发挥了最大的效用”。

　　一家企业的利润，最后会变成老板的奢侈享受，还是变成慈善捐助？曾本贤及家人选择的是后者。“做慈善是金钱效用最大化的方式之一。”说起父亲的慈善事业，曾玉菁说出自己的理解。曾玉菁回忆道：“前几年我妈跟我说，买了部名车，我问什么名车，她说约50万元的车。我很吃惊，因为我妈花钱从不会大手大脚，结果问我妈拿照片，一看是一部救护车。”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慈善观，行善多年，曾本贤的事迹鲜有曝光。詹惠美说，丈夫参与捐助活动时从不让拍照。“为什么不宣传？父亲教导我们，做慈善的目的是帮到人，钱捐完了就达成了目的，没必要去做除此之外的事。”曾玉菁说。

　　曾本贤去世后，曾玉菁继承父亲遗志，继续每年在桥山村、石碁镇以及番禺区敬老助学等。随着桥山村经济水平提高，曾玉菁调整了捐助方式，“考上大学的，有需要的申请，我们再赞助。捐助范围也不局限在村里，之前在大龙街，台风掀掉了困难家庭的屋顶，我们捐款给他们做修缮。把钱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才是最有价值的。”

　　曾本贤伉俪捐赠清单

　　1992年，捐资60万元，用于石碁镇敬老院建设；

　　1995年，带头发起并捐资150万元用于石碁镇桥山小学异地重建，使全村儿童免于在100余年历史的危房内读书；

　　1996年，捐资100万用于石碁第三中学建设；

　　1997年，发起成立石碁镇救急扶危基金会并带头捐资100万元，用于救治经济困难的伤病者；

　　1999年起，每年无偿资助桥山村考上大学的学生，给村里考上高中、中专、大学和成绩优秀的小学、初中学生颁发奖助学金，每月还给予数百元不等的生活费补贴，仅每年的助学金资助就超过20万元，每年坚持在家乡举办敬老活动，给村中长者颁发慰问金……据统计，曾本贤及家人捐资总额已超过3000万元。2014年，曾本贤的女儿接过他的企业和慈善事业，不断更新着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