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会上，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地区党史专家作了研讨发言，为基层单位代表赠书。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新山出席会议并讲话。杜新山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持续打响红色研究品牌，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持之以恒抓好基础工作。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主持会议，并介绍了丛书写作出版的情况。

　　据悉，该丛书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组织广州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个研究团队编写，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丛书首批6册正式发布，包括：《中共中央在广州：中共三大研究》《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农民运动的摇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英雄壮举：1927年的广州起义》《大革命运动的中心：1921~1927年的广州》《广州大革命史论丛》。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博

　　丛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石仲泉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如果说党在上海是开天辟地，那么党在广东则是改天换地。以我所见，这部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部在绵密中见宏通的党史丛书。丛书立足于绵密详实的史料考订，充分利用第一手史料，充分吸纳近年来披露挖掘的稀见史料，深入剖析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丛书互为表里、互相照应，将大革命时期广州发生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会议、重要组织机构串珠成链，勾勒出广州作为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枢纽在百年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一部于总揽中见创新的学术新编。这是目前最全面、最系统整理和研究大革命时期广州革命历史的著作。丛书在充分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独到见解和新意。比如，首次归纳和阐明中共三大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四个转变，即由“社会革命”向“国民革命”转变，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转变，由“秘密状态”向“公开状态”转变，由“党的创建时期”向“国民革命时期”转变。这些观点是目前学界较少深入论证的领域，还可以继续探讨。

　　这是一部于合作中见前景的前瞻性研究著作。本部丛书的编撰揭示了“广州与大革命历史”这一课题研究的广阔前景，指明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与前行方向，鼓励更多研究者投身其中，进一步挖掘整理与“广州和大革命历史”关系密切的史料，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丰富和繁荣党史研究作出有益贡献。

　　这是一部于历史中见现实的资政丛书。这部丛书坚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通过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广州与大革命的关系，凸显广州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彰显广州红色底蕴，必将为广州在推进改革发展伟大事业中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在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供历史经验和精神动力。

　　全面认识广州在大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薛庆超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广州的重要活动，集中展示广州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地位，基本涵盖大革命时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活动，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与普及性的统一。以深入的发掘，深厚的史料，深邃的研究，深刻的阐述，再现了大革命的壮丽画卷。

　　广州是震撼全国的大革命风暴中心城市。中共三大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广州成为大革命风暴的中心。创办黄埔军校，培训军事干部；两次东征，统一广东；建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农民运动等。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奠定百年大党接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广州为起点的农民运动方兴未艾，此起彼伏，推动了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以省港工人大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运动，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逐渐恢复，风起云涌。广州青年运动轰轰烈烈，吸引着进步青年“到广东去，投身革命”。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积极性空前高涨，大革命高潮迅猛向前。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广州是造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的重要基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罗亦农等人物汇聚广州，站在历史潮头，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开始创建人民军队。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造就大批中共军事人才和人民军队将帅，成为中国共产党“将星”摇篮。

　　准确把握广州红色文化的内涵和实质

　　李  蓉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州的红色文化无不是围绕这一主题。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起，就在广州留下了许多重要足迹。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活动搞清楚，把时代命题搞清楚，对于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十分重要。这套丛书选择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广州的活动作为切入点，非常有意义。

　　广州作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发愤图强、不懈奋斗，建立独立自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就是百年党史的大逻辑。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百年党史的大逻辑可以说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理想目标。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主线、本质和主流都体现在此。这套丛书遵循百年党史的大逻辑，在准确把握广州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准确把握广州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必须有正确的历史观、党史观。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广州红色文化中的丰富内容，要有科学准确的把握。只有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作支撑，发掘内涵、提炼精神，才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同时，还要注意点和面的结合，广州和广东、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关系；注意史论有机结合，既有理论性、学术性，也有通俗性，为读者喜闻乐见。这样的红色文化宣传，才能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才有更好的说服力、感染力，才能真正实现红色文化、红色基因的传承，达到资政育人的初衷。

　　深入研究地方党史，写好“可信可读”之书

　　曾庆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的出版，意义重大。我认为这套丛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策划指导思想明确，政治站位高。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抓住广州在百年党史中的重要时期、重大事件，积极推动党史研究、精心组织写作。这是这套丛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二是选题适当，设计合理，重点突出。丛书以党组织在广东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主线，以团一大、中共三大、三次全国“劳大”、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起义等为骨架，穿插叙述历史人物事迹和贡献，结合广州社会历史条件，深入分析探讨广州在建立国共合作、党创建革命武装和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先行作用，揭示广州这座城市在百年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经验和精神动力。三是撰写组织工作严肃认真。总之，丛书从策划、分工写作到出版，历时数年、得来不易。这是党史、大革命史研究的一项崭新、重磅的成果。

　　我认为，对广州大革命史和广州各时期地方党史的研究应当继续深入。继续深入研究地方党史，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二十多年前，省委指示将《广东党史》写成“可信可读”之书。“可信”是第一要求，也是至高的要求。“可读”，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要从章法、修辞等方面对信史予以提升。今天，我认为这四个字仍可作为丛书第二辑的写作要求。多做基础工作，练好基本功。在史料的考订中，在写作过程中，积极维护党史的真实性和延续性，努力使书稿达到可信可读的要求。

　　打造广州红色文化新高地的几点设想

　　易立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围绕如何深化地方党史研究，把广州打造成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红色文化新高地，我谈几点设想：

　　第一，拓展研究领域，彰显广州红色文化的思想伟力和时代魅力。这套丛书对大革命时期的广州革命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广州的党史研究空间和视野。其出版是深入推动这段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建议面向省内外推出一批与广州红色历史文化相关的课题，以课题引人才带队伍，继续推出一批体现广州红色文化历史地位的精品力作，为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更好支撑作用。

　　第二，构建“大党史”格局，提升广州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深化地方党史研究是唤醒广州红色记忆的重要基础，也是党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接下来，要进一步统筹研究力量，努力打造集创新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广州红色文化研究阵地。

　　第三，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增强广州红色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地方党史研究成果转化的一次生动实践。下一步，党史研究部门要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继续编写好地方党史著作和红色文化读物。宣传部门可以联合党史研究、高校、党校、社科、地方志等部门，打造广州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以数字赋能广州地方党史研究和红色文化传播。

　　最后，创新传播机制，加强研究成果的宣传展示。宣传、文广旅、党史研究等部门可充分应用现代传播技术，打造网上展示传播平台，让红色文化在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积极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助力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上发挥更大效能。

　　全面系统推进地方党史研究的三个维度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广州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丛书选择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的大事、要事进行研究，既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有鲜明现实意义，彰显了广州作为大革命中心的历史地位。从深化历史研究、提升广州在国内党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而言，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掌握研究的主导权。广州是大革命的中心，广州理应成为大革命史研究的重镇。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还原历史真实，客观评价历史，以掌握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史研究的主导权，并可考虑从精神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历史进行总结和概括，以凸显其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同时，要运用大历史观，将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历史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长河和国际背景下，来客观评价其独特地位和作用。

　　加强文献整理。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学术界有一些初步整理，但仍无法满足研究、存史的需要。下一步应在现有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和系统整理集成海内外与大革命相关的历史文献，编纂出版“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历史文献汇编”，以便在保存史料的同时，为深化历史研究提供文献支撑。

　　加强培养专门人才。深化研究，关键在人才。人才队伍建设，是影响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因素。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广州地区的高校、党校、社科院应注意培养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史、广东地方党史的专门人才，以推进相关历史研究，拓展研究的视域和空间，拿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运用红色资源  拓展研究深度

　　黄振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广州有哪些红色文化优势？简要可归纳为“七有”：一有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二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三有一支致力于保护传承红色文化的专业队伍；四有一批有价值的史料；五有市、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六有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七有极为有利的政治社会环境。如果能进一步充分发挥内在潜能，广州的党史研究和红色文化传承一定能跨上一个新台阶。

　　从全面发展的眼光考察，广州在党史研究和红色文化传承方面，仍大有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的空间。

　　要确立研究精神。搞党史、革命史研究，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研究精神就是求实之心、苦钻之心、求新之心、不懈之心。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拿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要树立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就是要具备历史视野、国际视野、全国视野、区域视野和知识视野等。具体到广州而言，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不能仅限于原内容、旧选题、本区域的研究，还应加强内外比较、纵横比较、“古今”比较研究。如：共产国际与广州革命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与广州（广东）工人运动等。这些仍有待于全面系统深入研究。

　　要敢于开拓新领域。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军事领域，而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较少涉及。

　　要编纂一套全面系统的革命史料。这是党史研究的基础，还有很大的研究潜力和空间。

　　用好广东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莫岳云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作为《中共中央在广州：中共三大研究》的主要作者，我有许多感慨和体会。大革命时期的广州，红色资源，可说是“一地珍珠，颗颗璀璨”。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我们要把中共三大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党史的学习教育宣讲。宣讲中，要突出强调几点：

　　第一，在广州的红色资源中，中共三大是最大的一颗“珍珠”。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唯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党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至少有六个方面：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制定党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选举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党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所以，要把中共三大的故事讲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第二，中共三大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深远的影响。中共三大的召开，实现了党史上的四个转变，即由“社会革命”向“国民革命”转变；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转变；由“秘密状态”向“公开状态”转变；由“党的创建时期”向“国民革命时期”转变。有了中共三大，才有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百年党史，百年统战，中共三大开中国统一战线之先河；中共三大推动了国共合作，促进轰轰烈烈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推动党组织的迅速发展。

　　第三，广州是统一战线的发源地。广州作为中国革命策源地，为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基础；广州是中共三大召开地，统一战线由此发轫；广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本营；广州是黄埔军校的创建地，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由此发端；作为统一战线的发祥地，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革命力量汇集广州，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