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薛涌新书《仇富》直指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 叫板名流学者

　　近年来，“仇富”一词成为网络热门标签，使用的频率之高与“美女”等词可以并论。日前，学者薛涌的新作《仇富》出版，该书涉及社会如何公平发展等重大问题，一上市就引发强烈争议。郎咸平等名流关于“仇富”的言论，一度引发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我们的社会真的有普遍的仇富观念吗？本报采访了作者薛涌及相关专家。

　　本专题采写及图 本报记者 吴波

　　仇富的根源

　　在于分配不合理

　　《仇富》涉及民生与社会如何公平发展等重大问题，与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其中大量文章是薛涌与吴敬琏、江平等名流学者的论争。

　　薛涌在新书中认为，仇富的根源还在于社会分配的不合理性，而使大部分人产生失落感，理所当然，仇富就成了网民愤怒的发泄途径。

　　最近，郎咸平、张朝阳等大腕纷纷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的仇富现象其实就是百姓闷声的呐喊，仇富有自己能力的问题，也有社会的问题。在当前中国，仇富一词的频繁使用，也证明了中国贫富悬殊的事实。不管是草根还是大腕，目前关于仇富的争论实际上归结为最低工资保障、住房、医疗、上学等重大民生问题。

　　仇富

　　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针对仇富引发的争议和当今的贫富之争，著名经济学教授宋圭武就仇富话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仇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利益问题是实质，仇富也不例外。对社会而言，仇富问题往往是一个焦点问题，能否解决好，对社会持续和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从人性的一般特点看，产生仇富的深层原因是个人对财富所具有的强烈占有欲。仇富是仇富人，爱富是爱财富，不是爱富人。仇富的本质是爱富。这里仇是手段，爱是目的。对别人拥有财富是仇，对自己拥有财富是爱。财富本身是硬币，恨与爱只是这枚硬币的两面。对自己而言，体现的是硬币爱的一面；对别人而言，体现的却是硬币恨的一面。

　　有关调查也发现，虽然大家认为富人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但同时92.9％的人又希望成为富人。贫穷有加剧仇富心理的作用；相反，随着一个人财富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仇富心理也有一个递减的趋势。

　　宋圭武认为，仇富不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手段。富人中有合理致富的，也有不合理致富的，对富人也要区别看待，不能一概而论，一概仇之。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应立足于综合治理和制度创新，让大家都有一个合理和公平的致富机会，而不仅仅是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大部分人没有或者很少有。

　　对话薛涌：

　　出书，为穷人讨个公道

　　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草根才是主流》、《一岁就上常青藤》等书。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其博客有2000多万的访问量，是国内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广州日报：关于仇富的论战自2007年开始，各大媒体就开始炒作，这次您将这本书出版的背景是什么？

　　薛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所批判的主流人物的一些振聋发聩的言论吧：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应该得到补偿；对拆迁户不应该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因为其房产的增值是全社会的功劳；只有保护富人，穷人才能变富；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财富都是这些富人的功劳，工人农民都不算数……

　　我没有太多话要说。我要问的是：看看那些帮助开发商说话、又扛着市场经济大旗的人，他们居然睡得挺安稳，居然至今没有为自己当时的言论道歉，居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可以助纣为虐，甚至可能导致普通的老百姓家破人亡。这本书出来，就是要讨个公道。

　　广州日报：仇富这热词表达了太多人的复杂心理，你书中这个话题也引发各种争议，现在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现状？

　　薛涌：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结果。茅于轼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几乎构成了诽谤。你看看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均富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市场规则。这也是我这本书的目的。

　　薛涌Vs张五常：

　　支持最低工资制

　　“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有助于产业升级，避免中国人世代打工的境遇。”

　　张五常反对最低工资制，认为不会有实际的效果，反而会带来许多弊端，在这一点上中国不必学西方。他认为，“最低工资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没有任何经济学者赞同的政策。经济这门学问傻佬甚多，什么发神经的政策也有行内君子支持，只是最低工资没有。然而，有此规限的国家不少。昔日香港的经济起飞，不仅没有最低工资这回事，而且作为工厂学徒的往往要给雇主米饭钱——工资是负值了。母亲曾经对我说，当年父亲做学徒，工资是零，再因为没有米饭钱给雇主，摆明是三个月可以学满师的打磨浅技，要学三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做扫地、洗碗等粗活。 后来父亲成为香港电镀行业的开山鼻祖，受到尊重，养儿育女11个，我排第九。要是父亲当年飞檐走壁，不可能生11个。” 

　　薛涌认为，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有助于产业升级，让劳工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子女，避免中国人世代打工的境遇。很多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最低工资制。

　　最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未必说得通，但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薛涌Vs吴敬琏、江平：

　　反对强制拆迁

　　“不按市场价进行补偿，实际上是对平民百姓的掠夺，导致城市建设中的许多弊病。”

　　吴敬琏认为，城市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进行，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并不是房主自己创造了价值。江平支持强制拆迁，并引用美国的新伦敦案，认为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对私人财产进行征用。

　　薛涌反对强制拆迁，主张利用市场和社区公议等手段，解决此类纠纷。他详细介绍了新伦敦案，认为江平对此案的解读，充满误解与曲解，国内法学界对保护私有产权、公权与私权的分界等的研究还很不够。他认为，不按市场价进行补偿，实际上是对平民百姓的掠夺，还会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权力越来越大，不受监督，导致城市建设中的许多弊病。法律是个公共物品。中国公众在这方面过度迷信专家，一切都由他们解释，就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倾向。钉子户事件恰恰证明了迷信专家是多么可怕。像江平这样的专家，对基本的法律知识和自己引用的案例茫然无知。连地方政府、法院，乃至开发商也比他开明得多。如果真按江平的建议强制拆迁，就会引发恶性冲突，立下可怕的先例，日后群体突发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国无宁日，还谈什么秩序？同时，高擎国旗、手持宪法的钉子户，体现了高贵的勇气和政治智慧。这再次证明老百姓在法律智慧上常常能够压倒专家。

　　名词解释·新伦敦案：

　　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一位叫做苏赛特·凯龙的老太太状告当地市政府。市政府为振兴经济，决定征用河边住宅区，改建为辉瑞制药公司的研发基地，老太太的小屋恰在征地范围，但她死活不肯搬家。官司闹到联邦最高法院，2005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判决：征地源于发展城市经济，符合“公共利益”，因此市政府动用“国家征用权”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