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你准备好了吗？

　　大萧条时代

　　[美]狄克逊·韦克特著 

　　新世界出版社

    完

　　股票崩盘自杀率并未增高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次大萧条与过往历次灾难的差别之处。一位80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1890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已经山穷水尽了。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作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但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程序，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

　　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铁车站。1932年，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里，居民以变质的面包和市场的垃圾为食。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数以百计的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都有人住在废弃的工厂、侧轨上的货运车厢或者用废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这些人都是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

　　尽管官方反复保证，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但在纽约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饥饿的人至少有29个，而在全国各地，据报告，1934年之前有110个这样的死亡实例（主要是孩子），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体崩溃的受害者则远远要多得多。在1928年～1932年间，费城的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60%，尤其是在6岁～16岁这个年龄段。牛奶、鸡蛋和新鲜水果消费急剧下降，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佝偻病、坏血病和糙皮病的相应增长。在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营养不良的患者从1928年占患者总数的18%，增长到了1931年的60%，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1930年～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几乎是1922年～1930年间的三倍。

　　然而，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人们预料自杀率将会有惊人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佐证。1929年10月和11月，纽约市只报告了219例自杀，而在1928年同一时期则有223例。但全国的年自杀率（1929年是每10万人14例）却稳步增长，1932年突破最高纪录（17.4），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14.2。

　　很显然，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男人的感觉远甚于他们的妻子，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