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特区实行“大部制”
大洋新闻 时间: 2008-11-20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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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芒/CFP |
经济特区要“再特、更特”
本报讯 (记者文远竹)“特区要实现再特更特,首先要改革改革者自身,特区要在思想观念上有新的突破。”提交特区工作会议参阅的《广东经济特区发展研究报告》的执笔者、广东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温宪元研究员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要以为特区政策没了,特区就没了,特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广东下一步发展
有赖特区再突破
温宪元向记者透露这一报告的出台背景主要基于汪洋书记提出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今年4月份,省社科院课题组便开始赴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地调研,6月初形成报告初稿。
“省社科院经济搞些调研报告,但这一报告与其他报告最大的不同在于体现了汪洋书记‘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思维和立足广东省情,研究广东下一步如何发展、如何突破’这一指导思路。”温宪元告诉记者,报告现实针对性很强,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当前国际形势尤其是国际经济形势作出的思考。要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要求特区进行探索。广东下一步要寻求发展和突破,首先也要有特区的突破。
温宪元认为,特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其性质并非是简单的工作职能的调整,背后隐含着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重新划分。“政策的制定者能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改革自身?需要具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坚强的意志和无私的气魄。难度之大非同一般。但无论如何都需要坚定地迈出这一步,并坚持走下去。”
在这方面,特区下一走如何勇敢地走出来?温宪元坦言,要与“十七大”精神接轨,实行大部制、审批制和问责制。“像大部制,深圳上世纪90年代就在做,但一直做得不太好,关键在于完善。”
温宪元说,这要求从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到每一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具有打破常规的思想和勇气,不断地解放思想。同时,政策创新需要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的行动。
广东三大特区
可以分类实验
“不要以为特区政策没了,特区就没了。”温宪元对记者说,特区要特,仍需国家的特殊政策。国家均衡发展战略致使特殊优惠政策取消或成为普惠性政策后,政策创新的重点应转到发现和设计突破旧有体制和机制的功能性政策上,并争取中央的认同和授权。
温宪元说,下一步,广东的三大特区可进行分类实验。深圳重点在金融服务、高科技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创新;珠海重点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城市方面创新;汕头重点在土地改革、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创新。
特区与港澳更融合
就要摒弃龙头之争
“特区要创建与港澳更紧密的全面合作,向世界级转型。”温宪元认为,要确定并支持香港南中国龙头城市地位,广东的特区也要融入粤港澳经济圈,积极参与分工合作。香港的发展在许多领域优于特区,我们要摒弃龙头大哥之争,认同香港金融、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带动地位,以及社会管理方面的成功先进经验。以曾经创造出的“前店后厂”为范例,主动在上述领域加强合作,参与分工,共同发展。
温宪元认为,可建设深港自由贸易区。香港是自由港,有着最彻底的开放模式,深圳与香港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助于探索中国全面开放的方式方法,是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必要试验。
拼搏之后
苦尽甘来
从茅草房住到复式楼
深圳人:黎乔筑 63岁 广州知青
本报深圳讯(记者鲍文娟)“深圳从边陲小镇到成为高楼林立,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永远说不完。”63岁的深圳老人黎乔筑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停感叹。
黎老1962年便作为广州知青,下放插队到当时的宝安县光明农场,当时他才17岁。从此,他便扎根于此,深圳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回忆说,“当时的光明农场是一片荒山野岭,初来的知青就住在茅草房里,到72年的时候,生产工资22块钱。”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深圳开始可以收看到香港电视了。
在深圳扎根46年,黎老亲眼看着这片特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带着一位作家去蛇口采风,蛇口工业区还是一片荒滩,仅有几栋蚝民的房子矗立在沙滩上。总指挥就住3层的简易房里。当时工地上开山炮响,一片尘土飞扬。现在已是今非昔比。”46年来,黎老的个人生活也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悄然发生着变化,他笑着这样总结,“我刚来深圳住的是茅草房,80年代‘上楼了’,当时五层楼的房子全国都很少。现在就住复式房了。”
20多年前就贷款买船
珠海人:老吴 66岁 一家四代渔民
珠海人老吴今年66岁了,他是地地道道的老渔民。他们一家四代都是以打鱼为生。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他经常跟随父辈到珠海南水沿海一带打鱼,在1970年前后,他来到当时还是一片沙滩和老榕树的老香洲码头,以捕鱼为生。
“那时候每天就打鱼、卖鱼、保养船、吃饭、睡觉,日子既单调又辛苦。”老吴告诉记者,那时候他们出海都是用队里的两艘大船,两艘大船拖一张大网,捕到的鱼大家平分。老吴说,在队里捕鱼久了,他就一直盼望着有一条自己的渔船。“在那时候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但没想到,我竟然很快就梦想成真了。”老吴说,改革开放不久,40岁出头的他向银行贷款两万元买了一艘旧船。旧船大约4米宽、16米长,当时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说他疯了,“当时我是想着要搏一下,因为我相信只有拼搏才会苦尽甘来。”老吴告诉记者,没想到,一搏竟然成功了,他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贷款全还清了。他攒了一些钱后,就把旧船卖了,然后又去银行贷了15万元,凑足20万元买了条新船。可他并没就此满足,4年后他又去贷了20万元,并向澳门的朋友借钱,用40万元买了条更大更好的船回来。老吴告诉记者,当时他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真能有属于自己的好船。 (陆先念、王锋)
5次特区
工作会议
1981年·北京
会议明确了四个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
1986年·深圳
谷牧在会上要求深圳把基建投资规模维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
1987年·深圳
会议提出1987年特区工作中心任务: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和产品外销竞争力。
1990年·深圳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上指出,在治理整顿时期全国经济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但经济特区应当走在全国前面。
1996年·珠海
李鹏重申了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三不变”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