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化生存”折射基层公安困境

　　11月8日上午，陕西神木县公安局在内蒙古召集辖区内的煤老板开座谈会，倡导“花钱买平安，平安促发展”，当场收取赞助费300余万元。（11月9日《三秦都市报》）

　　公安局“哭穷”，向煤老板拉“赞助”，这种行为的错误及其隐患显而易见。相信陕西神木县公安局领导也心知肚明。明知不能为而为之，除了说明决策者的政治智慧不足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基层公安的生存困境。

　　当前公安普遍存在人员不足、装备落后、经费短缺的现象，其中关键是经费短缺。基层公安部门大量存在着“无电脑、无车辆、无办公场所”的“三无”派出所。甚至出现没有办案经费、民警工资不能按时、足额支付等现象，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出现“贷款办案”现象。而基层公安的事务和责任却一点也不轻。

　　投入不足，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客观上迫使基层公安干警用公权变现，催生“罚款经济”，助长“公权抢劫”，种种侵害公民权利、破坏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由此衍生。所以，我们在谴责一些基层公安局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也要呼吁政府要有所作为，对公安要加大投入，保障足够的经费开支，首先从经济上铲除“罚款经济”的沃土，再严加管束，从规章制度上斩断公权乱伸的“手”，才有可能杜绝基层公安明里暗里向社会乱伸手的现象,光指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练洪洋)

　　外来工“性福论”是苦恼人之笑 

　　广东省性学会第12次学术年会上推出的《流动人口性问题调查报告》显示，在一些男工少、女工多的企业里，男性往往有3个以上的女朋友，1个固定的、2个流动的性伴侣。(11月9日《信息时报》）

　　外来工认为城市人的“性福”指数比不上他们流动人口，自诩比城市人“性福”，其实稍微谙知外来工“性”存现状的人就知道这更多的是外来工的无奈自我嘲笑，是苦恼人的应时之笑，从内心深处，外来工根本对性生活乐观不起来。

　　相比数年前，很多城市的流动人员数量和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在这类人群中的意外怀孕、不安全流产、性病传播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同时却带来了性道德淡漠，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呵护流动人员的性与生殖健康，仅仅靠打击无证游医，杜绝黑诊所等等还不够，呵护流动人员的性需求要做更多工作。

　　浙江温州等地一些民营企业在呵护外来工精神生活上推出了外来工“夫妻房”，这种人性化关爱是照顾外来工性生活正常化的积极举措。但并不是所有的性需求都要通过生理发泄来满足，有形的“夫妻房”需要，无形的“夫妻房”更需要。

　　城市管理者很容易忽略外来工这个群体。一个城市人文不人文，精神不精神，道德不道德，不仅要看户籍市民，还要看新市民。一个城市的幸福不幸福，“性福”不“性福”，还要看外来工，毕竟，城市尤其是南方打工者云集的城市，外来工是城市道德伦理文明的有力践踏者，也是奋力推动者，关键就看怎么引导。     （魏青）

　　“大嘴”宋祖德近日再借臧天朔涉黑事件开炮，他认为，媒体总喜欢浪费大量的版面报道艺人的八卦新闻，社会给了名人明星太多的关注，使许多艺人虚荣心无限膨胀，不仅认为自己开名车住豪宅理所当然，甚至放荡、撒野、吸毒和涉黑的也大有人在。其慨然追问：这些艺人给社会贡献了什么？又给青少年树立了何等的负面榜样？（中新网11月9日）

　　环顾现实就会发现，“宋大嘴”这次说的话还真有必要仔细琢磨琢磨。乱世尚英雄，治世喜明星，自古皆然。媒体适当地关注名人明星，既符合大众口味，又有助于提高传播效率，一般说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关注明星应有度，媒体要知道在追星之外还有更严肃的社会责任；更要知道疯狂追星对承担社会责任是不是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过度的关注等因素，哄抬了明星的收入水平。现在国内诸多一线明星的身价，用“一曲菱歌值万金”已经不足以形容，出场几分钟唱一两首歌便掘金几十万者已经比比皆是。当然，明星是一种稀缺资源，获得高收入符合市场规律。但必须要看到的是，许多中国明星的高出场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给的。

　　究中国明星高收入之源，一是某些政府的追星行为哄抬了行市，二是媒体的过度关注制造出了泡沫。近日山西贫困县定襄“千万追星”的故事被曝光。从这一角度看，对明星高价的“形成机制”进行反思，十分必要。

　　做明星竟能如此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又使得许多成名明星忘乎所以，种种恶习成为一种严重的污染源；种种病态价值观滋生蔓延，影响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此，如何有效净化娱乐圈，倒真的是“刻不容缓”。                  (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