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 亮

　　我们爱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爱谈“一日千里的飞跃”，我们爱看“焕然一新的变革”……是的，因为我们落后得太久了，百年历史，翻开的尽是“落后就挨打”的苦涩。于是，一些中国人出国看了再看，往往觉得人家变化得太慢了，看不上人家年增长一点两点三四点的GDP，别说是亚洲各国，就是欧美也不过尔尔。

　　2008年，是个大悲大喜的年头，叫人心一时冷得如冰，要碎；一时热得沸腾，流泪。只一个“三鹿奶粉”事件，就被评论为“中国制造”的信誉“千年道行一朝丧”，真叫人痛彻于心。痛定思痛，不少事件的病因与源起，也许就在十年数十年前的大步迈进时留下伏笔。也许当年的做法有理，关键是没跟上的配套管理；也许当年的做法合适，后来早该改进更新。快，总是为了生存；课，总是要补足。本文无意一一剖析。然而，以平常心看来，一个正常的国家，快速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改革与发展必然越来越困难，新的改革不但很难得到一面倒的支持，其绩效也再难于“一日千里”。这似乎接近所谓“帕累托最优”的处境。

　　帕累托（Pareto，1848~1923）是19世纪末的一位意大利工程师兼经济学家。他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在以后的100年里给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指导思想。

　　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所要推行的一项新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

　　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指社会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要推行新的改革以使任何一个人有所改善的话，就不得不损害另外一些人，也就是一切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尽了。

　　已经放眼看世界的人，自然不会自负到认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已经到了“帕累托最优”的地步；经历了三十年风雨变得客观而自信的中国人，也不会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帕累托改进”。但到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希望，新的每一项改革能有利于更多的人，而不损害其他人。然而，仅仅是不损害人吗？

　　宋朝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天是我父亲，地是我母亲，天人一气、万物同性，人类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整个世界都是一家。这么说来，要达到“帕累托改进”的要求，还应扩大到有益于人类而不能伤害环境的地步。

　　这可真难啊！与此相比，什么最快速度、最高建筑、最宽马路都不在话下了。

　　据说当年陈嘉庚老先生出资出力建厦门大学的时候，是亲自到工地上督工的。他跟工人们说：你建那么快干什么？建完了你不就没饭吃了吗？慢慢来，做好一点，差一厘米都不行，重做。

　　这样的领导可真难做，也真难找，与此相比，什么政绩宣言不都显得苍白了？

　　但我还是期待着每一个新的举措都是中国版的“帕累托改进”。

　　但我还是梦想有一天，我们即使为了多一个人享受改革的好处（在不损害其他人的前提下）也愿意进行一项艰难的改革，哪怕是让一个老太太不受门前污水的熏蒸，让一个民工的孩子能就近读书。那时作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公民，将拥有何等的自豪——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城市。

　　当然，说时容易做时难，等闲识得帕累托，万绪千端细思量。